其次，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还极为重视利用馆外的编辑力量，如严复、伍光建等都堪称一代翻译大师。专门译述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严复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的多部英文字典作序，而且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英文汉诂》的英语语法书；辜鸿铭专门是通过中译外用外语向西方人讲述中国文化的，一生唯一的外译中的作品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对照读本《痴汉骑马歌》；伍光建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了多种英语教科书，后来还为该馆校订过好几部英汉辞典。在选择编著者方面，商务印书馆尤其慎重。作为记事备忘式的工作日记，张元济日记记述一般多很简单，但关于英汉辞书与英文教科书编译者的背景，日记中却常有仔细记述：如湖州人邵家麟“亦约翰书院毕业生，现充荷领事翻译，汉文颇好，办事亦精细。”邝富灼推荐介绍来的周寄梅（即周诒春）和胡厚甫，1913年2月1日日记写道“周在美国卫士康沁大学卒业，专习教育学，现充北京清华学校副校长。”胡厚甫为“湖南高等学校英文教员，原代编高等小学英文课本。”《英文书札指南》与《华英翻译金针》的编者李文彬（质斋）途径上海赴北京，张元济主动请徐闰全去询问改订《华英翻译金针》的“报酬之数”，显然给李文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李文彬（质斋）“在家无事”，又自己向商务印书馆“函询有无编译之事可办”，主动提出可以承担的工作：“第一为编英文《商业文件举隅》，约三个月竣事；第二为英文地理（详亚略欧）读本；第三为《汉英大字典》，以《新字典》为准，就《哀尔士大字典》删繁增补。”正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懂得尊重和爱护外语人才，知道如何调动和发挥馆内外这些英语人才的力量，因此使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外语教科书的编撰上始终占有绝对的优势。
第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之所以在编译英文教科书与英文书刊方面卓有成效，不仅仅在于他们慎选合适的名家名译与名著，还在于“英文部”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选题、编选、审稿、校稿的书稿评价机制。商务印书馆的通俗读物编写有孙毓修说的“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的情况，但在早期教科书编写上确实不马虎，注重编撰上认真的态度和保持良好的学术风气，积累了一整套编撰教科书的好经验，有一套教科书编撰的自我完善的机制。当年亲身参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撰的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我国自甲午战后，上下奋兴图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颁布学堂章程，是为中国规定学制之始。有志教育之士，亟亟兴学；无如学校骤盛，教材殊感缺乏，遂有蒙学课本之试编；但不按学制，不详教法，于具体工具犹多遗憾。本馆编译所首先按照学期制度编辑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诸种，每种每学期一册，复按课另编教授法，定名为最新教科书，此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记录。当时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诸君围坐一桌，构思属笔，每一课成，互相研究，互相删改，必至多数以为可用而后止。最新国文第一册初版发行，三日而罄，其需要情形可以想见。自此扩大编纂，小学而外，凡中学，师范，女子各教科书，络绎出版，教学之风，为之一变”。这种认真的编撰与编译的优良作风，同样也贯穿在商务印书馆英文读物与教科书编撰、编译、审订与校勘的整个过程中。如张元济1912年5月25日日记中写道：“送伍昭扆英日成语辞林四种，请其察看。”
接着他们一起讨论了邝其照所编英汉辞典的是否“合用”问题，讨论英汉成语辞书中究竟“成语与故事是否兼备”，结果是伍光建慎重地表示回家仔细研究后“再商”。即使名家的作品也严格把关，葛传槼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外文系主任、自幼负笈英伦的王文显编写的英文剧本，商务印书馆总编译处选择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葛传槼三位来进行审核，哈佛大学的博士的评语是用英文写的，“说他自己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是王文显的学生，但审稿应该实事求是，颇有不‘为尊者讳’的精神，接下去写了好几页，左面抄下原文，右面为改正的句语……他未提及而我认为不很妥当的句语，都不揣固陋，以‘初生之犊’的精神大胆指出。”这些严格的审稿措施保证了商务版英语教科书和英语读物具有较高的质量，使商务版英语教科书在学界让人刮目相看。
再者，最可贵的还在于商务印书馆对于本馆出版的教科书有自身的批评系统，如商务主办的《教育杂志》有“绍介批评”一栏，不仅批评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也批评自己出版的教科书。如指出许多英语教科书的错漏，在本馆主办的《教育杂志》上也不讳言“间有错漏，亦已签出”的事实。如批评邝富灼撰的《英文作文教科书》“书中不列中文，欲使学者自得之也。独插图偏以中文为题，则未免自乱其例耳”。批评《英文益智读本》“惟插画间有失检处。如117页之土耳其人浴，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132页之网球图，未画界线是也”。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撰方面有一套自我完善的机制，从而使其出版的外文教科书不但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质量上名列前茅。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54种，占52.9%。1910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84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30种，占35.7%。为了应付清华学堂的英文科学基础的考试，有的学生临时要其“父亲买了两三本英文的格物入门来读”，这些读本很有可能也是1903年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科学入门）.格致》（Science Primers：Physics；Prof.B.Stewart）、《英文（科学入门）.地质学》（Science Primers：Geology；Sir.a.Geikie）、《英文（科学入门）.植物学》（Sciencn Primers：Botany；Sir.J.D.Hooker.）、《英文（科学入门）.地文学》（Sciencn Primers：Physical Geography；Sir.a.Geikie）等，表明这些读物在当时英语教辅市场拥有很多的读者。即使在民国，清末所编的英文教科书仍有不错的销路，如1911年商务出版《迈尔通史》（Philip Van Ness Myers' General History）仍受读者欢迎，1918年12月22日吴虞日记中记有在商务印书馆购取英文《迈尔通史》、英文学丛书数种、《新体英文法教科书》上下二册的记录。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严复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曾对商务印书馆在1908年前在英语辞典与英语教科书出版方面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十稔以还，吾国之民，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又以英文为独多。模略人数，今之习西文者，当数十百倍于前时，而英文者又数十百倍于余国。商务印书馆营业将十年矣，前者有《英文辞典》之编”，以及后来的《英华大辞典》，都对整个社会的英文学习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曾在广州方言学堂受教于邝富灼、后来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的黄访书在《念恩师邝富灼博士》一文中写道：“当时清廷已废科举，创立学校，所有大中小学校均乏善良使用之课本，邝师以全国教育人才为重，乃毅然辞去方言学堂教授之职，而就商务书馆之聘。商务印书馆为我国最完备最充实之出版机构，英文教材读本需要正殷，为供应时代需要，遂特设立一编译所，内分国文英文词典等各部门。邝师主编各级英文教科书及参考书，每编一书出版，辄为全国学校采用，其他英文著述大部分流播欧美，其版权利益，概归诸商务印书馆，邝师未尝作为己有。其用心只顾培植后进，造福人群，其他在所不计。是以不特闻名全国，抑且蜚声海外。……至今商务印书馆之名，犹饮誉于世界，端赖邝师编纂广布之功。”
蔡元培也从总体上给予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科书编撰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售书的书店，而是一家有文化抱负的机构，它不仅出版像《华英初阶》和《进阶》这样可以赚钱的教科书，而且在“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书远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斤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李泽彰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曾对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撰方面所做的贡献有过中肯的评价：“民营的出版业在革新运动的后期，不仅是在出版界居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新教育的推行上也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虽然颁布了学堂章程，但藉以推行新教育的教科书并未编印。在科举初废时，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创举，真是极困难的一件事。当时的出版业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实属难能。其最早编印教科书以备采用者，当推商务印书馆。我们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却又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上述这些褒奖，完全可以视为对邝富灼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知识群体和所出英文教科书贡献的高度赞美。
附记：本研究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一般课题“商务印书馆外语教科书编纂与近代上海出版文化”（项目批准号：2007BLSOOI）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