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
晚清以来，在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刺激下，中国传统藏书楼逐渐转为近代图书馆。清末民初有关图书馆规范性章程的颁布及实施，促使各类各级图书馆迅速建立，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络，逐步建立了近代图书馆制度。中西藏书理念有着怎样的差异？西方近代图书馆制度是如何引入并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它与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图书馆何以成为藏书中心、资料交流中心和学术服务中心？这些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首先比较中西藏书理念之差异，分析其特性所在，然后阐述传统藏书楼之现代性因素，说明西方图书馆理念及图书馆制度在清末民初引入与建立的历程，随后重点考察图书馆制度与学术研究之互动关系，说明图书馆何以成为近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西藏书特性之差异
典籍是知识与思想的载体，故重视保存思想学术，必然要重视保存各种典籍。中国自古即有收藏图书典籍的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近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云：“藏书之事渊源至古。其在吾国则周有柱下史，汉有天禄阁。唐之四部，清之四库，皆其最著者。而私家收罗之宏富亦所在多有。在欧洲则希腊及亚历山大等藏书楼，皆彪炳史册，世所羡称。”杜定友亦总结道：“我国图书馆之发现，远在古代。初老子为御（柱）下史，即为藏书之始。孔子周游列国，删书订礼，实为当时各国均有藏书之证。及汉刘向编书目，班固作《艺文志》，对于图书益加研究，以后藏书家板目家目录家，均代有其人。至清之四库全书遂集图书之大成，特建文渊、文澜诸阁以为藏书之用。此则我国藏书略史也。”
古代中国藏书机构主要有四此则我国藏书略史也种类型，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蔡元培论及官府藏书云：“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自汉之‘天禄’，隋之‘观文’，直至清之所谓‘四库’，以帝王之力，广搜秘籍，首先提倡。士大夫闻风兴起，亦往往缥缃万卷，坐拥书城。明清之际，尤为显著。‘绛云’、‘天一’、‘疏雨’、‘芳椒’，殆难悉数。清代学术之盛，良非无因。”虽然官府藏书经历了从“学术守于王官”到“学术下于私家”之变化，但是古代中国“官守其学，学守其书”格局，并未有根本大改变。从整体上说，古代中国藏书具有“私有”性质，藏书多为帝王之御用机构、达官显贵及士大夫阶层所专用。同时，古代中国藏书具有较大的封闭性，不同类型藏书之间和同类型藏书之间少有关联。故中国传统藏书之特性，可以概括为“重藏轻用”或“藏而不用”。对此，杜定友云：“我国素以文称，书籍之多，亦为世界各国之冠。故藏书之家，颇不乏人，但多个人私藏，传子代孙；或宫中秘本，作为珍玩，少有为公用者。”又云：“盖古之藏书者，皆以保存珍储为专责，故虽琳琅满架，不免藏石之讥。有消极的保全，而无积极的运用。与乎今之图书馆之意义，大相径庭。”刘国钧亦断言：“然考其收藏之目的，则大约不外三种：（一）供一己或少数朋友之研究；（二）志在保存古籍；（三）搜集古书，以为珍玩。故其注重之点不外纸张版本与夫所谓古书而已。务求稀有之书，而不问其内容之价值。故古代藏书之特性可一言以蔽之曰藏。”这样的概括，精辟地揭示了中国传统藏书之特性。
藏而不用、重藏轻用之特性，虽然不利于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之普及，却造就了古代中国少数精英学者。由于只有从官府秘藏及私人收藏家处方能获得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文献资料，而能够从藏书楼中获得典籍者又非常有限，故只能造就少数精英学者。沈祖荣云：“我国号称文化之邦，惜于图书方面，历患痼疾，只知保守而不能开放，惟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级始有博览群书之机会，平民无与焉。夫图书流通之限制有如是，则教育自无从普遍。因此学术上亦少有竞争之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所谓能读书之人，不免养成骄奢之气习，而且所研究之学问，多属空泛，无补于实际。”中国传统藏书“重藏轻用”特性，对促进精英学者之学术研究是有相当贡献的，但对于多数读书人来说，因其难以得到博览群书之机会，故不免产生孤陋寡闻之结果，难以成为学术大家。1926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云：“我国他事或落后于人，而士大夫好读书之习则积之既久，故公私藏书之府彪炳今昔之书未易一二。……所惜者宝存爱玩之意多，而公开资用之事少，坐是一切设备乃至纂录，只能为私家增饰美誉，而不适于善群之具。”这实际上揭示了中国传统藏书制度之局限性。古代中国藏书楼的开放程度，与学术发达之程度是成正比的。清代学术兴盛，与遍设藏书楼关系甚大，尤其是“南三阁”之设立，对江南士人之学术研究起了巨大刺激作用。郑观应云：“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可以肯定地说，清代江南学术之兴盛，显然与“南三阁”之有限开放及江南各地藏书楼之普遍设立密切关联。
近代图书馆制度是从西方引入和移植的，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古代中国没有类似的组织及思想根基。古代中国藏书制度具有若干“现代性”因素，此种“现代性”因素为接纳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提供了思想及组织基础，此亦为基本的历史事实。古代藏书制度之“现代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并非仅仅是藏书之所，而且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之一。官府、书院及私家藏书楼集编、藏、刻、售于一体，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藏书制度。换言之，藏书楼不仅是古代中国重要的藏书机构，还是编书、刻书、售书之综合性学术机构，有着多重功能。同时，围绕着收藏典籍与校刻典籍等与书籍有关的学术活动，复产生了与藏书相关之专门学问，其中最突出者即为以版本鉴定、文字校勘、目录编撰为主的中国校雠学。中国传统校雠学在近代分科系统中，逐渐分化为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独立学科，构成了与近代图书馆学相关联的重要学术门类。因此，古代中国藏书楼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在性质和功能上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根本对立。古代藏书制度中仍然包含着近代图书馆制度中之若干“现代性”因素：两者均不仅仅是藏书机构，而且均是编书、刻书、整理书籍之学术文化机构；两者均形成了与书籍相关之专门学问，即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故古代中国之藏书楼制度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有着相当密切的连续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古代中国藏书楼制度，成为接受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而发起公共图书馆运动之基础。当然，此亦为西方近代图书馆制度易为晚清学者接受之重要因素。
古代中国之藏书制度，对于保存和发展中国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古代中国所形成的与典籍收藏与刊刻相关的各种专门学术，亦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对此，沈祖荣云：“我国现代图书馆，是接受固有图书馆遗留产业的机关。对数千年来的文献的收藏、保护、汇集、处理、传布、应用等一切遗规旧范，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应予以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对于金匮、石室、秘阁以及藏书楼等机构，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保护文献的作用，应有公正的评价。对历史上的通儒大师、校书郎、艺文志作者、经籍志作者以及目录学家等等，对研究、传布、讲授历史文献是有贡献的，应予尊重。”这样的评述是比较公允的。
实际上，近代图书馆之建立与发展，与中国传统藏书之深厚积累密切相关。晚清许多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就是在传统官府、书院和私家藏书楼基础上进行兼容并蓄、博采广收而建立的，是按照近代西方图书馆理念及相关制度对传统藏书楼进行改造创设的。如山东省立图书馆，其藏书来源多为私人与公家捐助及学校停闭后之移藏，举凡旧藩库藏书、山东官书局存书及版片、尚志堂存书、高等学堂存书、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存书及中德合办书局的存书等，均移归该图书馆。再如创建于1909年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其藏书来源除了接收广西官书局、桂恒书局、石梁书局、广西优级师范、广西体用学堂、榕湖经舍、秀峰书院之移赠外，主要是向地方人士和上海各书坊征集而来的。1915年，广西大学堂预科、农业大学和省女子师范学校藏书亦归该馆收藏。正因得此便利，该馆方能在短短数年间藏书即达6000多部、7万余册。
当然，近代图书馆无论在性质还是功能上毕竟不同于传统藏书楼。两者间之差异，决定了中国必然要用近代图书馆制度代替或改造传统藏书楼体制。与古代中国藏书楼相比，从西方引入的近代图书馆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将近代图书馆之特征概括为八项：公立；自由阅览；自由出入书库；儿童阅览部之特设；与学校协作；支部与巡回图书馆之设立；科学的管理；推广之运动。这主要是指近代图书馆制度之总体而言的。若仅就近代图书馆之特性而言，可概括为三点：“（1）自动。盖近代图书馆之最大职责不仅在守馆内所藏之书，而在使其观中之书皆为人所阅读，而尤贵乎使人人皆能读其所当读之读物。如此，则不能安作待人之来索取书籍，而必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故曰积极的、自动的也。（2）社会化。近日图书馆之事业多半为社会化之性质。即其注重之对象已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役之人。盖旧日之图书馆所注意者直接为书籍，而间接为来馆之阅览人。今则不惟注意阅览人，且注意其他人矣。盖近世之图书馆渐为社会之中心，凡地方公共团体之集会多半举行于此。且图书馆所接近之人物，其范围亦逐渐加广。其始，仅学者与教士，继乃及于教师与学生，后又扩及儿童，今且注意于各种人物：若工人、商人、美术家等，皆图书馆所企图服役者也。如此者是为社会化。（3）平民化。近代图书馆乃为多数人而设，而非为少数人者。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这就是说，近代图书馆具有公共、公开与共享之特性。
近代图书馆可分为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三类，其中以公共图书馆为近代图书馆之主流。近代图书馆不再是官府、书院和私家之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之公共文化财富，且为向全社会开放之社会文化教育机构。近代图书馆所关注者为图书利用之平民化，主张社会各阶层民众不分年龄性别、阶级和地位，均享有平等使用图书馆之权利。刘国均将其概括为：“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此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而亦近代图书馆之所以异于昔日之藏书楼者也。”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分析清代私家藏书聚散状况后总结道：“丧乱之余，古书多毁于火，书价大昂，遂开藏书秘密之风。风气所播，影响于古书流通甚巨。然私家藏书，愈秘不示人，愈不能永其传。……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大潮推动下，中国开始引入西方近代图书馆制度，以促使古代藏书楼制度之转型：在形态上从古代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转变；在特性上从私有、封闭、专享向公共、公开、共享的转变。相对于传统藏书楼而言，“图书馆”一词从其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即具有公共、公开、共享之近代特性。沈祖荣云：“至清朝末叶，鉴于欧美图书事业，有促进教育文化普及之力，有启发人群智能之功，有潜移默化国家民族至优秀地步之作用，并收致富致强之实效，故人群维护其发展，若维护其自身生命然。于是我国人借鉴攻错，乃于教育革新之际，设法开放图书，从而各都市省会之现代图书馆，先后应运而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