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
清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政、学两界的共同关注。其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所倡中国人种、文明自巴比伦而来的学说尤得时人青睐，对政治、学术乃至中华民族心理的塑造都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民国迄今，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学说进入中国的问题始终有所注意，作过一些初步的介绍与考察。不过从纯学术角度言之，学者们大体视该说为“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之说，缺乏科学性，故没有对之作系统研究的兴趣。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并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作为一个探讨的切入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拉克伯里学说的再次注意。囿于论述视角，这些学者的著述并未对拉氏学说本身以及清季中国学者对它的接受予以细致研讨，从文化交流史、学术史乃至汉学史的研究来看，实为憾事。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清季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整体情形为背景，就拉氏学说的本来面貌及中国学者对它的接受情形作一具体梳理，以此探讨该说进入中国的时代机缘、中国学者所以认同它的本土因素等问题。
一
中国人种自西而来的说法起自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并撰文介绍中国情状，使得西方人士对中国有所了解之际。最早提出的西来说是源于埃及说。创此说者为德国耶稣会士基尔什尔（Athanase Kircher），他在1654年出版《埃及谜解》一书，首先论及此说。1667年他又出版《中国图说》一书，进一步阐发此意。此后陆续有欧洲国家的教士、学者附和基尔什尔，当然他也招致一些反对者。也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论列中国人种源自埃及说。此种情形所以出现，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在其《中国通史》中曾有过精彩解释：“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
清季，尤其是19、20世纪交替之际，随着西方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随着西方、日本殖民势力对中国侵略、渗透的进一步加剧，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西方、日本学者的进一步关注，再度出现一系列研究成果。不可否认，这种关注以及相应的研讨，确有出于学理探求目的的学术讨论，但也有一些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披着学术外衣的所谓“研究”。
具体而言，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源自何方的问题，当时的西方、日本学者作了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有主张来自巴比伦的（拉克伯里），有主张来自亚洲南方的（海概尔），有主张来自亚洲北方的（蒯督禄弗儿），有主张来自亚洲东方的（冈本监辅），有主张由美洲迁入的（赫胥黎），有主张来自埃及的（岱乌士、户水宽人、币原坦、霓川），也有主张来自帕米尔—昆仑山的（有贺长雄、儿岛昌定），还有主张独自发生的（特孟亚、爱米阿、部来墨尔）。众说纷纭中，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并令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推崇的，是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其中巴比伦说论证较为系统严密，尤得中国学者青睐。
帕米尔—昆仑山说的倡导者是有贺长雄、儿岛昌定等日本学者，得到梁启超等人的呼应。
1901年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黄帝起于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于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蕃殖于四方。”《浙江潮》等杂志上也刊登信服此说的文章，指出：“忆自我汉族，由帕米尔高原发生以来，过伊黎，越新疆，以至于黄河流域……而中国之文明生焉。”“世界文明之源泉，滥觞于第一高原帕米尔，画而成二，分泻东西。其西向者，自巴比伦奔豗于犹太之野……其东向者，北下以溅我支那……”这一说法一直流传到民国初年，1915年袁世凯政权制定国歌时，还取此说，歌词曰“华胄从来昆仑巅”。
巴比伦说的主要倡导者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年）。拉克伯里自幼生长在香港，接受中国传统经籍教育，后来前往英国，先后出任大英博物馆馆员、伦敦大学教授等职，成为东方学家的一员，在学术界有所成就。他的主要著述有《早期中国文明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200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2300B.C.to200A.D.）、《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Traditions of Babyloniain Early Chinese Documents）、《最古老的中国典籍：<；易经>；和它的作者》（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The YhKing，And Its Authors）等。这些著作，尤其是《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主张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巴比伦是发源地。为此，他还专门办了一份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以集中宣扬这一学说。
拉克伯里认为，公元前23世纪左右，原居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Elam）一带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亚—巴克民族（Baktribes），在其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率领下大举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又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蛮土著部落，势力深入黄河流域，遂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Huang Di），HuangDi是Nakhunte的讹音；巴克族中的Sargon即神农，Dunkit即苍颉；巴克本为首府及都邑之名，西亚东迁民族用之以为自身之称号，即中国古籍所言之“百姓”；昆仑即“花国”，因其地丰饶，西亚东迁民族到达后便以“花国”命名之，所以中国称“中华”。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举出大量中国早期文明相似于巴比伦文明的实例，涉及科学、艺术、文字、文学、政治制度、宗教、历史传统和传说等领域，如认为中国的卦象类似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历法上一年分十二个月和四季的方法以及定闰月的方法，两地极为相似；二十八星宿之说也是两地共有；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中国文明系巴比伦文明派生物的标志。
对于拉克伯里其人及其学说，后来的一些汉学家评价并不高，如考狄便在《中国通史》中这样描述他：“此人富于神思而拙于科学；其学识博洽有余而精审不足；既不谙巴比伦之历史，复不审中国之情形；不顾历史上之年代，仅依据近人之论著，于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适合其一己之成见；其学说骤视之颇觉规模宏大，门面辉煌；然稍加检察即全体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不过尽管如此，附和拉氏之说者亦不乏人，如英国牛津大学的亚述学教授鲍尔（C.J.Ball）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将中国古文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同者予以胪列，以此证明中国和巴比伦文明同源。可见，拉氏之说在学术界并非全无市场。
二
拉克伯里的论著大多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其巴比伦说的集大成之作《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后200年）》则出版于1894年。该说很快传至日本，1896年时便由青年学者三宅米吉、桑原骘藏撰文介绍，不过二人所持态度则为怀疑和批评，“可以说，拉库伯里的学说，从被介绍至日本之当初，即曝于明治时期学术界怀疑目光之下。”但尽管如此，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书还是使得拉氏学说流传开来，并由此获得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当时供职于新闻界，并非职业学者，所以他们的著作不以严谨的学术论断见长，但很受公众欢迎。《支那文明史》当时是作为具有普及色彩的“帝国百科全书”中的一种而出版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该书1903年被上海竞化书局译为中文出版）。对于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方始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著作恰是他们了解域外中国观的最好入门。该书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亚细亚来之说》集中介绍了拉克伯里学说，尤其是拉氏《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200年）》中的观点，从文本对照来看，大量内容翻译或编译自拉氏此书，有的地方甚至添油加醋，如《支那文明史》以图示方式比较《易经》的八卦图与刚刚解读成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说明两者的类似性，但查核拉氏原书，并无此图例，而是作者从论述古代西亚文明的英文论文中未经一字说明而引用的，该论文所述与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无任何关联。不过有了这样的图例，似乎使人更觉拉氏之说近于“科学”，也许这正是《支那文明史》作者的用意所在。
有了《支那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拉克伯里学说不仅在日本得以传扬，而且很快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知。在这方面，除了《支那文明史》中文版所发挥的作用外，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的介绍与评价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1903年起，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其中的一节《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他首先说：“研求中国民族从亚洲西方而来之证据，其言之崭新而精辟者，莫若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其所引皆据亚洲西方古史与中国有同一之点，于此得窥见中国民族之西来，于西方尚留其痕迹，而为霾没之太古时代，放一线之光。”接着他以精练的文字对拉氏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予以概括，从行文和所附图例来看，其表述主要取自日文本《支那文明史》一书。
几乎与蒋智由同时或稍后，刘师培对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也进行介绍并表示认同，其主张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粹派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从1903年到1906年，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攘书》、《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思祖国篇》、《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论著中皆征引和阐发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他的主张有一扩展过程，从认同帕米尔—昆仑山说到信从巴比伦说。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中，他认为“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昆仑即帕米尔高原……），实为巴科民族所发迹（西书称中国民族为巴科族，即盘古一音之转，古盘字读若般，如公输般或作盘之类，巴般之音尤近）。”在1905—1906年发表的《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他又进而提倡巴比伦说，认为：“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史记.封禅书》曰‘泰帝兴，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转音也。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种人民称为巴枯逊族。巴枯逊者，盘古之转音，亦即百姓之转音也。”“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庇伦迦克底亚相同。所引者共数十事，今不具引，其确否亦不得而定。然拉氏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按以中国古籍，亦多相合，而人种西来之说，确证尤多。”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师培在认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的同时，运用自己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对之加以印证，从而使得该主张更具说服力。当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深入过程，他虽以“盘古”之转音“巴科”、“巴枯逊”、“巴枯”作为西来说的基本论据，但显然这西来之处有帕米尔—昆仑山与巴比伦之别，而其最终认可巴比伦说，则是因服膺拉克伯里学说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