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京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个特殊人物，以至于近代史通论性著作几乎无一不提到他。然而，迄今为止，大陆尚无研究性专门著作问世，研究论文亦属寥寥。近十年间，涉及他或者以他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章约计40余篇，半数在讨论传教士群体时兼及李提摩太，直接以名入题的不过十余篇。一般的，由于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作用，对他们的评价多属负面，李提摩太亦不能例外，从瓜分中国的“李提摩太计划”，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几乎一无是处。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理性化，不但人们的观察视野拓展了，评价也更趋于客观。有的学者肯定了李提摩太在华北赈灾中的贡献；有的充分估计了李提摩太对山西教育以及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有的评价了他的汉学以及佛教典籍方面的成就；有的探讨了李提摩太与维新派的关系以及他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总起来说是持两端、简单化、绝对化的少，多数评说句式采用了“既……也……”；“主观……但客观上也起到……作用”的中庸说法。
尽管评价有所改变，但碍于更为复杂的原因，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把李提摩太（包括近代来华的其他传教士）边缘化了。
近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正式翻译出版，为李提摩太的研究，同时也为晚清在华传教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回忆录（或类似的文本，如自传等）不仅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也是亲历历史的文本再现，更是心路历程的追记。它既是个人的，也属于传主生活的时代。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回忆录在人物研究中具有独特的视角与功用。诚如1916年李提摩太自己在出版序言里写的，“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参与者的视角与后人的观察视角肯定是不同的，辨析这种不同，体味当时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大概会使研究更接近历史本身。
一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郡，家境贫寒，父母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70年，25岁的他受英国浸礼会的派遣，怀揣着宗教救世热情前往中国，落脚华北，在山东一带传教。他之所以选择到中国、到中国北方传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一旦他们皈依基督教，有助于向周边落后民族传播基督教文化，同时气候条件也是他选择北方的一个因素。
在经历了最初的种种迷茫和语言文化不通带来的必然困境后，李提摩太的视野不断拓宽。“来华之前，他相信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人的心灵，进而在其精神家园占统治地位。在接触晚清社会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传播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并非中西文化差异，而是在于普通民众低下的文化水平以及赤贫如洗的生活状况。”当他下决心救世的时候，刚好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1876—1878年，中国北部几乎滴雨未下。”李提摩太亲历了山东青州乃至华北地区的大旱，目睹了饿殍千里、官民祈雨、民情不稳、变乱四起等天灾人祸，他不仅在民众最无助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他们提供某种精神帮助，还立刻奔走乡野，为灾民发放救灾物款，靠着自己坚忍不拔的性格，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站稳了脚跟。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是李提摩太在华传教的大致轨迹。
借着在赈灾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声望，李提摩太得以和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19世纪70、80年代，他开始介入中国政治，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他觉得，不仅要拯救占人类1/4的人们的灵魂，而且要拯救他们的身体，使之不再以每年400万人的速度死亡，还要解放他们比其女子的缠足更为残缺的思想，使他们摒弃虽然延续了千百年但最终使他们不得不听凭任何攻击他们的国家摆布的哲学与习俗。1891年，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后改成广学会，改称总干事）。从此，他有了施展拳脚，“解放”中国人“残缺”思想的一块阵地。
在华45年里，李提摩太与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大人物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张之洞曾出资1000两帮助过广学会。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他们时相过从，关系颇为复杂。甲午战后至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在华的活动和影响达到他个人史的顶点。越到后来，李提摩太越成为中国改革之士、变法之士的思想顾问和精神资源。
1916年，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回国，1919年在伦敦去世。
通读他历时半个多世纪、内容极其丰富、却只有短短30万言的回忆录，除了看到他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他的宗教献身精神，李提摩太的性格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以为，性格因素是他成功的心理基础。
无论你认同哪一种价值判断，采取哪一条评价准绳，都无法否认李提摩太在华表现出的同情心、勇气、执著和勤奋。
他的同情心、勇气和执著突出表现在救灾过程和致力于传教的各种活动中。回忆录的第4、5章，记录了他以个人之力募集善款赈灾的艰辛。赈灾过程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危险，比如，1876年，他在山东昌乐经历的成千上万灾民聚集、地方官员不提供保护、几致暴乱的场面。1878年，在山西他看到：
1月28日：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我们无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门，因为街道上躺着一个人，快要饿死了……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旁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当我在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毛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所记皆触目惊心。
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丁戊奇荒的惨烈，也看到李提摩太作为一个满怀救世勇气与执著精神的外国人的善良、同情心和坚持。我们无法不对这种同情心、勇气和执著怀有敬意。
过往研究中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人们常常把在近代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收拾人心之术”，不是立足于“批”，就是抱着戒备或者怀疑。我以为这里多了一些敏感或苛求。
我认同一位学者提出的“善意说”。李提摩太，本身来自下层，在中国传教之初也最先接触到的是下层百姓，虽然对他们的生活疾苦谈不上“感同身受”，但至少是同情的，加上所奉宗教对善的追求，使得他的同情心占据很大成分，这些都不是所谓收拾人心、“宗教、文化侵略”一句话所能解释的。
当然，执著的宗教追求，也是这一性格的表现。
在李提摩太的回忆录里，对基督的真诚信仰决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一种态度。他不但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宗教宣传，还把中国的未来与基督教的天国联系在一起。
1888年，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发表了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回顾：2000—1887》，虚构出公元2000年，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制。小说面世之后，立即风靡一时，随后在欧洲诸国引起轰动，短短几年，销售量就突破了100万册。3年之后，李提摩太把它翻译成中文，取名《回头看记略》，加上自己的宗教情绪，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宗教式的理想社会，神话的人间天堂。
李提摩太选择此书是看重了它的影响力，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依据自己的宗教理念做了大量删改。小说的第一章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劳资冲突，作者在这一背景下描绘了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社会变革的政治构想。在译作中，李提摩太再现了上述社会矛盾，但也顺势添加了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点的、对社会矛盾的解析：“盖上帝生人，原属一体，虽工匠与富户，亦兄弟也。而今以贫富悬殊之故，致视贫贱如奴仆，无怪常有争端也。”对于作品结尾的处理也是如此，李提摩太几乎完全改写了原作的结尾，使之充溢着浓厚的基督教思想，对上帝以及上帝救世的信仰成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在李提摩太看来，未来的美好世界都归之于上帝，遑论中国？
好学而不偏执是李提摩太的另一个性格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在华的基督徒中较为少见。我以为，除佛教之外，基督教等宗教大多带有独占性和排斥其他的特点，自西徂东的西方文化，正是基于这一宗教背景、植根于基督教文明的深厚渊源。由此，在精神上征服世界从而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一定的侵略性乃是西方传教士的共同特点。他们强调“唯一”，对自己文明与文化的尊崇几乎到了无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地步。李提摩太虽然也觉得基督教文明与文化是唯一真理，但他对其他文明与文化并没有一概排斥，而是带着一种宽容态度。他自己说：“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些可取之处，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道”不相同，后来还发生了李提摩太最终离开的事件。尽管受到同行的不理解，甚至遭到一定的打击，李提摩太仍然坚守宽容，坚持自己的传教理念。他在教中国学生首调唱名法（一种视唱方法）时，发现中国的“公尺谱”与之惊人地相似，马上转而去学中国古乐，最终编写出用中国记谱法与五线谱混编的歌集《小诗谱》（与李提摩太夫人合作）。
“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几亿中国人的信仰”。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开始潜心研究佛教教义，着手翻译《大乘起信论》、《妙法莲华经》等佛教著作，经过一番比对，他觉得佛教的某些学说是与基督教精神暗合的，因之对它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决不能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李提摩太性格中的这种宽容使得他的说教方式比那些倚仗坚船利炮、小觑甚至敌视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更容易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如果不从宿命的角度考虑性格对人的影响，而是考虑到它某种程度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那么，李提摩太的性格特点使得他在华传教活动乃至文化影响得到更有效的发挥。从这一意义上说，李提摩太在华的45年是成功的，甚至带着明显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