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帮助胡适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胡适较早认识到白话文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他尚未完全跳出传统文学观念的窠臼。尤其是在用典上，他一方面提出“不用典”，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对此，钱玄同指出他“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并引用章太炎的观点论证：“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胡适随即也诚恳接受了这一批评，承认“钱先生之言是也”，并说：“我自己费了大劲，说来说去总说不圆满，后来玄同指出用白话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
此外，在白话诗创作方面，钱玄同也给予胡适很大的指导。1917年7月2日，他在致胡适信中就十分坦率地说：“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日前独秀先生又示我以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鄙意亦嫌太文。”10月22日，他在看了《尝试集》稿本后也在日记中说：“适之此集，……我看了觉得还不甚满意，总嫌他太文一点，其中有几首简直没有白话的影子。我曾劝他，既有革新文艺的弘愿，便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此时初做，宁失之俗，毋失之文。”数日后，他还特意致信胡适提出：“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时至1918年1月10日，他在为《尝试集》作序时又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
对于钱玄同以上意见，胡适也虚心答复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我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后来他还坦言：“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
综上所述，章门弟子通过与《新青年》的联合，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新青年》的社会影响，而且还积极探索白话文学的创作经验，改正了陈独秀、胡适二人原先的不足，为文学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章门弟子的独特贡献
除了与《新青年》联合共同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之外，章门弟子还由于学有本源，提出了许多独具见解的主张，为文学革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章太炎“言文一致”的理论，充分阐明了白话文的价值。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新方言》一书中曾提出了“言文一致”之说，这极大地启发了章门弟子。钱玄同便说：“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今天看来，这种“言文一致”的主张无疑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胡适即曾称赞钱玄同“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
在此期间，被称为章门弟子“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的朱希祖也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价值》、《非“折中派”的文学》、《文艺的进化》、《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等文，积极肯定白话文的价值。他说：“《尚书》中《盘庚》、《周诰》，多是古代的白话，……最古的时代，文章本是代语言的，我们做白话的文章，实在是最古的法则。”这显然与钱玄同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发挥语言文字学专长，沉重打击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言论。
章门弟子在驳斥反对白话文的守旧言论时，往往从他们擅长的文字训诂出发，针砭对手在此方面的学识不足。如林纾“出人意表之外”和顾实“注者充栋”等误句，便屡屡成为钱玄同、周作人私下或公开嘲讽的话题，周作人还曾经激烈抨击东南大学“国学院之不通”，鲁迅也严厉批评章士钊对“每下愈况”的误用和对“二桃杀三士”的误解，并尖锐讽刺“国学家”之所谓“以震其艰深”。他还特别针对《学衡》反唇相讥：“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这一时期，甚至连一向温和的朱希祖也建议那些反对白话文者“对于文学上且慢开口，因为他的学问尚未到此地位。能懂以上所举文章（包括章太炎文章——引者按），然后配讲白话文学的短长”。客观看来，这些嘲讽虽然不免过当，但却十分有力地驳斥了反对者的言论。
第三，利用他们的名人效应与社会影响，张大了文学革命的声势。
正如黎锦熙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中所说，在《新青年》早期“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确实，章门弟子在当时拥有的名人效应与社会影响为文学革命扫清了不少障碍。当时便有论者评论说：“文学革命发端时，一般抱着所谓国粹不掉的先生们，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有媚外的嫌疑，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对于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因此一般人不用说是注意他的言论的。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
而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胡适二人也都承认这一点。陈独秀第一次收到钱玄同来信后就回应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胡适晚年也回忆说：“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的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第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评估传统文学的价值。
毋庸讳言，在文学革命的初期，胡适等人为了扩大白话文的声势，往往对文言文的价值做了过多的否定，甚至简单断言它已是“死文学”，主张将之完全废除。如当时便有人强调：“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决不要文言来帮助，……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今天看来，这些过激言论固然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考虑，但显然是不正确的。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章门弟子则较早地发现了这一弊端。如朱希祖在1919年就说：“盖学术思想是递变而进化的，所以做白话文学的，一定也要保存古书，以观察过去进步之迹，然后可谋现代的进步”，“因为不知道遗传，须要改良，也无从着手”。沈兼士在1921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也承认“中学很有讲习古文的必要”，尤其因为大学“专门学科中如‘文学’、‘哲学’、‘史学’等，都有参考中国古文书籍之必要，中学时代应该作一番预备的工夫”。
与此同时，周作人也诚恳表示：“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未免有点错误了。……所以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为此，他还提出了“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的主张。与此相联系，周作人还对过去竭力批判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做了一番重新评价。1928年，他说：“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讲演时甚至还宣称：“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至于选学派，周作人也认为：“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的对偶的可能性，觉得骈律的发达正是运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为，……这个自然的倾向也大可以利用，练成音乐与色彩的言语，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了。”后来，他还指出：“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点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
在此期间，甚至连向来较为偏激的钱玄同也时常反思自己的观点。如对于此前一再抨击的韩愈、柳宗元，就承认他们“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他甚至还在严厉批判“桐城谬种”的同时，也指出学生在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后，“大概可以读‘谬种’诸公……之文了”。此后，他又提出“凡明白易晓的文言，可以尽量输入于白话之中，使白话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张。这显然与章太炎后来所说“白话亦多用成语，……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的观点相通。
这一时期，黄侃对白话文的态度也颇值得关注。首先应当澄清的是，长期以来人们都将他视为白话文的反对者，如当年就读于北大的杨亮功便回顾：“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和马幼渔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并说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今天看来，这一回忆或许属实，但仅是看到黄侃为人狂狷的一面，并未全面深入地了解他对白话文的真实态度。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黄侃即曾经继钱玄同之后主编《教育今语杂志》。此后，为了宣传排满革命，他又在家乡四处传唱章太炎所撰写的白话《逐满歌》。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他实际上对“白话文与白话诗亦并予以赞同”，并且还曾谆谆告诫弟子陆宗达：“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其实是早已见到时代的趋势的”，并未片面排斥白话文。至于他之所以给人造成“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的印象，其实也恰恰是因为他经常针砭一些人企图完全废除文言文的错误言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简介：卢毅，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