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
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缺乏理论创新，致使学界不太重视清代理学研究。不过，程朱理学并不单是书斋中的学问，还是清代的官方哲学、社会意识形态、民众的文化宗仰。晚清时期，社会局势每况愈下，但程朱理学的地位并未呈现出直线式下降，相反，社会危机突显了程朱理学的道德色彩，强化了它的经世特征，甚至一度出现了所谓的“理学复兴”。因此，仅从学术史、思想史切入，难以展现清代理学的时代特点。本文力图采取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进路，以晚清时期的程朱理学为例，予以探讨。
一、清政府的官方哲学与意识形态
程朱理学内涵丰富，作为意识形态，清代统治者主要是利用其中的伦常名教、道德学说，控制思想文化，维持社会秩序。
清代以程朱理学为正学，始自康熙朝。康熙帝推崇程朱理学，明确规定以“崇儒重道”为统治思想。乾嘉年间，汉学鼎盛，程朱理学地位有所降低。晚清时期，清统治者出于挽救危局的需要，大肆提倡和强化“崇儒重道”，宣扬程朱理学。
1.学校教育中灌输理学思想
鉴于世风浇漓，在各级教育中，清政府努力强化正学教育，培养切实奉行程朱理学的人才。道光帝登极后，多次谕令正学术以敦士习、端民风。道光十五年（1835），御史俞焜奏请严核优劣以端士习，道光帝借机发布上谕，称：“从来民风之醇朴，由于士习之端谨。凡有教士之责者，不徒课以文艺，务在敦崇实行，严为旌别，以树风声。”清政府要求各督抚、府尹、学政严饬地方官暨各教职，务须随时训诫，认真稽查。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咸丰帝继位不久，两江总督陆建瀛进呈新刊《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直解》，得到清廷嘉纳。咸丰帝颁发上谕，重申“经正民兴”的意义，要求各地方督抚务当实力奉行。谕中称：“朕思《性理》诸书，均为导民正轨，著各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饬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自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经正民兴，庶收实效。”后又刊发《钦定满汉文大学衍义》等理学书籍，以敦教化。
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疏》，较系统地提出“崇正学以兴教化”，“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的建议。他指出，康熙朝国运昌盛，正是由于正学昌明，“一以程、朱为归”之故，因此，“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图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蒋的奏陈得到清政府重视，三月下旬，同治帝谕示天下，要求各直省切实加强程朱理学的宣扬与教化：“我朝崇儒重道，正学昌明，士子循诵习传，咸知宗尚程、朱，以阐圣教。惟沿习既久，或徒骛道学之虚名，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未能研求，势且误入歧途，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同年底，清政府又先后下诏敦促国子监祭酒、各省学政切实讲明正学，端正士风。上谕明确要求提高程朱理学在太学教育中的地位：“近来国子监专以文艺课士，该祭酒等既以是为去取，而士子亦复以是为工拙，于造就人材之道何裨焉？著嗣后于应课诗文外，兼课论策，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并著该祭酒等督饬各堂助教、学正、学录，分日讲说，奖励精勤，惩戒游惰，黜华崇实，以端趋向。”为导风向，清廷还任命理学名儒倭仁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主持制定的《翰林院条规》六条，主旨即在加强理学修养、培养正学风气。同治帝本人，亦择倭仁、李鸿藻等理学人士为师。同治三年（1864），清廷颁布上谕，以“古今治乱得失之源，圣贤身心性命之学，莫备于经，君临天下者，所当朝夕讲求”，令倭仁、贾桢等选派翰林，择《四书》、《五经》中切要之言，仿照《大学衍义》体例，衍为讲义。
光宣年间，废科举，兴学校，推行新式教育，但清政府主观上从未放松对正学的宣传：“近年历次兴学谕旨，惟以端正趋向为教育之源，一则曰敦崇正学，造就通才，再则曰庠序学校，皆以明伦。圣训煌煌，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以喜新忘本为戒。”譬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廷颁布的停八股、改策论上谕，明确告诫天下士人：“自此次降旨之后，皆当争自濯磨，务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究心经济，力戒浮嚣，明体达用，足备器使，庶副朝廷求治作人之至意。”同年八月颁布的改书院为学堂上谕中，清政府重申崇儒重道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学堂务必以儒学纲常大义植基立本：著各级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清政府所颁发的《学务纲要》专列“理学宜讲明，惟贵实践而忌空谈”一条，强调指出：
理学为中国儒家最精之言，惟宗旨仍归于躬行实践，足为名教干城。此次章程，既专设品行一门，严定分数；又于修身、读经著重，是处处皆以理学为本。但性与天道，子贡未闻，浅学高谈性命，亦是大病，故于大学堂设有研究理学专科，又于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设人伦道德一科，专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及汉、唐诸儒解经论理之言，与理学家相合者，令其择要讲习。惟止可阐发切于身心日用之实理，不可流为高远虚渺之空谈，以防躐等蹈空之弊，果能行检笃谨，即是理学真儒。
《奏定学堂章程》在课程设置时，把“修身”、“读经”、“人伦道德”科目置于各类各级学堂课程的首要位置。
2.以理学铨选人才
科举制度是清代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科举制度逐渐败落，但在停废之前，其对于维系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意义不可小觑。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子学人能够避免。童生之县试三场，以《钦定四书文》为主。乡、会试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题解用朱熹集注。“自来以《四书》为一场者，以尊朱子故也。”第二场试经文五篇，《五经》题解，《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沈《传》，《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以《左传》本事为主，参用《公羊》、《穀梁》，《礼记》主陈澔《集说》。关于科举制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指出：科举“从制度上把《四书》作为惟一的制艺命题范围书籍”，“五百年中，它不但是最主要的启蒙教材，必读教材，而且不少人都把它作为半辈子的必读书、或终生的必读书。”八股制艺对于维护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起到制度上的保障。
这一时期，为树立理学形象，端正趋向，清政府还加大对理学名儒的表彰。咸丰元年（1851），清廷颁发上谕称，唐鉴“品学兼优，器识安定”，本欲令留京供职，因年逾七旬，不能服官，“优诏加二品衔，命回江南主书院讲席，矜式后学”。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对“年届耄耋，笃学不倦”的夏炘等理学人士进行表彰。光绪初年，陕西督学吴大澂、柯逢时先后以“经明行修”把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入荐，皆得旨赐国子监学正衔，晋五品衔。理学硕儒万斛泉一再得到清廷垂青。光绪八年（1882），湖广总督涂宗瀛以“恪守程、朱之学，躬行实践，老而弥笃”，奏加国子监博士衔；二十八年（1902），总督张之洞、巡抚端方复疏陈万斛泉“学行端纯，化及一乡，议论正而不偏，教思耄而不倦”，诏加五品卿衔；宣统元年（1909），宣付国史馆，列入儒林传。理学名儒受到如此礼遇，在乾嘉年间并不多见。
晚清时期，不少理学人才受到重用。清中叶，“弃宋返汉”成为风气，“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这种状况在同治年间有很大改变。同治元年（1862），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人称：“倭艮峰以道学直谏名，此举从人望也。”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内召入京。李氏授大理寺卿，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吴氏于同治二年连迁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署户部左侍郎等职。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也学尊程、朱。理学名臣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政治史上并不多见。清政府表彰和重用理学人才，显然是为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3.以理学教化民众
道光朝以后，清政府为向民众灌输其统治思想，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多种手段。诸如，设立昭忠祠、贤良祠、名臣专祠、贞节牌坊，旌表忠、孝、节、烈，宣扬伦常观念；设立官书局，大量刊刻《四书》、《朱子小学》、《近思录》等理学典籍；修建各地文庙、学宫，举行文庙祭祀活动，将理学名儒刘宗周、汤斌、陆世仪、张伯行等从祀，咸丰年间还把从祀文庙章程做了明确倾向程朱理学的修改：从祀名儒“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兹以《圣谕广训》的宣讲为例。
以《圣谕广训》为主要内容的乡约教育是清代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康熙帝以程朱理学为指导，颁布《圣谕》十六条，作为乡约教化的核心内容。雍正帝执政后，又将《圣谕》十六条扩充为《圣谕广训》万余言。乡约制度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于举贡生员内挑选一人为约正，每月朔、望日，齐集百姓，宣讲《圣谕广训》。乾嘉时期，地方官讲约不重实效，一度流于形式。晚清时期，清统治者认识到教化民众的紧迫性，饬令各级官员认真宣讲。
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诏告各级官吏，切实采取措施，广为宣传《圣谕广训》，以导民向善。上谕说：
向例各直省地方官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俾乡曲愚民皆知向善，良法美意，允宜永远遵行；惟州县地方辽阔，宣讲仍虑未周。嗣后各学政到任，即恭书刊刻，颁行各学生童，令人人得以诵习。并著翰林院敬谨推阐《圣谕》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拟撰有韵之文进呈，候朕钦定，饬各学政一并恭书，遍颁乡塾，俾民间童年诵习，潜移默化，以敦风俗而正人心。
清政府将阐发《圣谕广训》的四言韵文，颁行各省，作为化民成俗的普及讲本。咸丰帝登极后，重申宣讲《圣谕广训》的意义，严厉要求“各该督抚等务当实力奉行，毋得视为迂阔具文，日久生懈”。同治年间，清政府广泛刊印《钦定满汉文圣谕广训》，并多次饬令各级教官身体力行，实力宣讲：“饬各教官分日于该处城乡市镇，设立公所，宣讲《圣谕》，务使愚顽感化，经正民兴，正学昌明，人才蔚起，实有厚望焉。”同治四年（1865），根据山西道监察御史贾铎奏陈，清统治者再颁谕旨，申明旧例：“著顺天府五城及各督抚大吏，严饬所属地方官，选择乡约，于每月朔望，齐赴公所，敬将《圣谕广训》各条，剀切宣示。其距城较远各乡，即著该地方官选择品行端正绅耆，设立公所，按期宣讲，仍由该地方官随时考察，毋得日久玩生。……倘有地方州县及各学教官，虚应故事，奉行不力者，即由该管督抚、学政据实参处，以维风化而振愚蒙。”一些地方官吏也认识到敦崇正学的必要性，注重落实。丁日昌任江苏布政使不久，即向各州县分发《圣谕广训直解》各30部，并通饬各州县优聘品行端方、学问通达之绅耆，分别城乡，认真宣讲，并要求各地教官将每期所讲具体情形随时上报。闽浙总督查得地方官编有《圣谕广训衍》一书，即颁发各地宣讲，并对取得成效者予以嘉赏。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下令将理学名儒夏炘所撰《恭译圣谕广训附律易解》在各地广泛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