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
一、关于“近代中国”
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断于何时？外国学者有过各种见解，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所谓“传统看法”的看法，这里不来评论。笔者依然认为，近七八十年来的一种“传统”看法是可以成立的，即184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笔者不专治中国近代史，但不妨也有自己的一点思考：
第一，1840～1841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及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个对外封闭的中国和一个对外掠夺的英国所展开的“一场殊死的决斗”，而这一场“决斗”以中国的失败为结局，而这一结局及其所引发一连串的战争和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对此，当时的英国人已有十分明确的判断。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所指出的：“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任何一个粗略地懂得社会和历史的人，都可以认识到这种比“奴隶贸易”更残忍的“鸦片贸易”会给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带来何种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他这样写道：
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自私自利”战胜了“道德原则”，“特权”战胜了“道义”，正是这种“对联式悲歌”，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进行曲”，同时也警醒了“隔绝于世”的中国人。
第二，国人的觉醒，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和爱国人士，于激愤之中“开眼看世界”，于是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有徐继畬的《灜环志略》，有王韬的《法国志略》，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有夏燮的《中西纪事》等书的问世。
第三，国人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民族凝聚意识。如“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夷”的观念从原先主要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统称，转化为对西方殖民者的称呼；如边疆意识的突出，于是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等书的面世。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人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边疆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第四，中国广大民众和各阶层人物持续百余年的反抗侵略、反抗殖民的正义斗争。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近代中国的这种现实，决定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若要了解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文化，首先自当从认识近代中国的现实着眼。
二、救亡图强史学思潮的兴起
救亡图强是中国近代史学超越以往史学的第一次跨越。这是因为当中国史家真正从近代意义上“开眼看世界”时，便首先面临着“御侮”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学的撰述主旨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因此，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在《筹海篇》起首写道：“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这里讲的“自守”、“攻夷”、“款夷”，跟古代史学上经常讲到的皇朝与皇朝的更迭、皇朝自身的盛衰得失有所不同，它讲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国生存的环境，所谓议守、议战、议款，都以此为出发点。本书卷77至卷80为《筹海总论》，系作者所辑有关撰述、章奏，可与卷首《筹海篇》3卷比读、参照，益见作者撰述本书之主旨。
这里还要说到王韬和黄遵宪。王韬是一个“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浪漫情怀和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是同样突出的两种气质。他有多种撰述，而《法国志略》是其代表作之一。他在重订本《法国志略》的《序言》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着眼，指出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他联想到清修《明史》时，人们还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他撰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著作。他在《日本国志》自叙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黄遵宪任清朝驻日使节，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他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写出了他的这种认识：“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黄遵宪的这些话，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时势的关注和忧虑。
这种认识和忧虑在1840年以后的一些边疆史地的研究者如张穆、何秋涛、姚莹等人的著作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姚莹在《康輶纪行》卷12“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中，强调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列举英、法、普、俄以至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无不关注外国“情事”；批评许多士大夫“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他清醒地认识到：“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他钦佩林则徐重视对外国情事的研究说，“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尝有善译之人”，又能妥善地从洋商、通事、引水等人那里了解外国情况，购置有关外文书籍，称赞林则徐“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显示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姚莹在这篇札记的末了表示：“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他的这番话，真切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纵观近代史学的诸多论著，这种抵御外侮、救亡图强的认识和要求，迸发于史学家的心灵深处，洋溢在他们撰述的字里行间。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三、进化论和“新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二次跨越，是中国学人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呼吁，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此文依次阐述了六个问题：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在中国史学史上，此文的发表，不啻一声巨雷，有发聩振聋之效。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谦之、何炳松、周谷城等，都是“新史学”的积极响应者。可以认为，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多受到它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