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对新史学的理解，从广义而言，指的是区别于旧史学的史学，所以其为“新”。然而，这个名词具有很明显的历时性意味，即随着时间的变化，新就会变为旧，以前为新者，以后成为旧，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一段时期之后，就会为更新的史学所取代，“新”便成为不新了。在近两个世纪的中外史学史上，提出“新史学”或被称作是“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思潮有许多，却都有着历时性或共时性的差异。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如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何炳松介绍的美国人鲁滨逊的“新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曾先后使用或被称之为“新史学”这一称谓。本文所说的“新史学”，指的是发轫于20世纪初期，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以批判传统史学、号召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新史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新史学”思潮的形成为中国史学转型开启了序幕。百年之后，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及其史学思潮依然为学界所重视，并从今天的角度对“新史学”的意义多加阐释。本文试图通过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口号及当时涉及“新史学”思潮的相关文本，再行考察其形成过程、基本立意、相互关系及学术建树，庶几为今人更全面地认识和阐释“新史学”思潮提供一点帮助。
一、《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不同的起点和相同的目标
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难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思考抉择民族自强途径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梁启超在其撰成《新史学》的前一年即1901年，就已经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他对于新的中国史撰述的一系列见解——《中国史叙论》。一般认为，《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其实，不论是撰文起因还是内容旨趣，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为撰写《中国通史》而草就的文章，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三十自述》称：“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可知他在1901年前后已经写出了一小部分相关文字，再从《中国史叙论》的行文中可以推测，此当为《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
《中国史叙论》的撰写起因，是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写出一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的新型中国通史。流亡日本期间，是梁启超接触西方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他浏览了大量史籍，曾著《东籍月旦》一文，专事介绍日本学者著译的各种史书，包括世界史方面的近30部，中国史及亚洲史方面的十余部。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对比中国史学的现状，梁启超的感触十分深刻，他说：“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中国史叙论》所涉及的史之界说、研究范围、书名、地理、民族、纪年、分期等内容，无不是撰写新型中国史所必须先行解决的基本问题。
经过了“叙论”的梳理，他却未能继续如期完成《中国通史》的撰写，时间、环境、材料等方面的限制固然是客观原因，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撰写《中国史叙论》意识到在撰述《中国通史》之前，即要想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必须先行对旧史学进行一番革命性的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他自命为“新史氏”，在文中疾呼“史界革命”。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1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中国专制体进化史》（1902年）等文，都反映了当时他以进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的心得，而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新史学》一文。
“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当时的旧制度、旧政体，批判旧史学的实际意图，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因此，《新史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大于历史意义。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整体上的全盘否定。梁启超所谓旧史学的“四弊”、“二病”、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和“相斫书”等论断，一直以来论者评价各异，肯定其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诟言其绝对化的偏激性断言。具有经世传统的中国史学，当其处于中国前所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而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自身批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和激烈程度。自称为史界陈涉的梁启超，更多地出于现实政治的目的对传统史学从整体上所作出的激烈批判，如果用客观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当然是多有谬误和言过其实的。从整体上全盘否定旧史学，不仅是梁启超《新史学》的主线，也是20世纪初期的主要基调。二是抓住一直纠缠于传统史学中的“正统”、“书法”和“纪年”等中国史学特有的重要问题予以剖析。《新史学》的“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等部分，与其说是阐述“新史学”对相关问题的新看法，不如说是对旧史学中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批判。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对旧史学中的具体问题的批判却带有些许对传统经学和史学的肯定和继承的因素。梁启超分析了历代王朝重视正统的原因，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神话帝王，维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还从三统说中找到了论据，他认为：“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
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论书法”针对的是传统史学中使用“春秋”笔法、任情褒贬现象的批判，他并未对“书法”的始作俑者《春秋》提出异议，相反，却为之作辩解称：“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纪事也。”一面是斥责旧史学因书法而妄自评判历史所造成的谬误，违背了群学观念，另一面肯定《春秋》可以有书法，因为它在于“明义”而非“纪事”，旧史家无《春秋》之志，故不可以言书法。按照这个逻辑，《春秋》之志难道就具备群学观念了吗，就具备了“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的内涵吗，梁启超没有回答，他只是生硬地将群学观念与今文经学所强调的“春秋之义”结合起来，即肯定了今文经学《春秋》之义的基本理念，贯之以群学观，构成了对旧史学书法的批判。论“纪年”是为了条理旧史学中历史撰述中在纪年方面的混乱，肯定的依然是《春秋》纪年。
概括地说，在《新史学》中，“史学之界说”是运用进化史观阐述“新史学”的基本理论，“中国之旧史”是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依据全面抨击旧史学，“论正统”是据政治领域的民权学说和今文经学三统说来抨击旧史学中正统之争的弊端，“论书法”是以群学说和“春秋之义”来批判旧史家因任情褒贬而忽略了历史上的“民族全体”，“论纪年”是建言以《春秋》纪年为依据改历史撰述中以孔子生年纪元。可见，在《新史学》对旧史学批判的过程中，梁启超既揉入了相应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又承袭了传统经史之学的一些观念，两者结合的方式并不一定妥帖，前者当可看作是梁启超以史学结合于现实即《新史学》在政治层面的作用，后者或可反映了他在批判与否定旧史学的过程中还含有对传统学术的某种传承因素。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政治激情显然超过了学术理性，而在建立“新史学”的立意之下，仍然可见一些传统学术的影响。
从《中国史叙论》到《新史学》，二者在撰述起因上有一定差异：前者是以撰述《中国通史》为起点，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后者是以倡议“史界革命”为起点，在《新史学》中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的目标相同，都是为了建设中国的新史学，而“新史学”对旧史学给予的激烈的抨击，其实是以建设中国“新史学”为初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