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议题的推进与发展
一、“性别化的组织传播”与“性别化的媒体”
在美国学者朱丽亚.T.伍德的《性别化的人生》一书中，将性别、文化与传播纳入系统研究的框架中。并用两个章节专门论及了“性别化的组织传播”和“性别化的媒体”。
在“性别化的组织传播”这章中，作者以大量证据说明女性在事业上遇到了更大的阻碍。从讨论刻板的性别观念入手，归纳这些观念如何影响正式工作场合中人们看待和对待女性和男性的方式。审视了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中的性别动态，从而看清这些网络是如何导致男女不平等待遇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纠正各种组织中存在的性别和性的歧视。
作者认为，女性劳动力常被归入以下的四种角色中，每一种角色折射出一种性别观念：性对象、母亲、孩子和铁姑娘（Aries，1998；Jamieson，1991；Kanter，1977；Wood＆Conrad，1983）。这四种性别观念把女人定义为不受欢迎的雇员。女人被视为无能的（性对象、孩子），只能支持他人（母亲）或缺乏女性魅力。而将女人等同为性对象、母亲和孩子导致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收入的不均——这种不均不能用资历、学历、经验或工作表现来解释（Aaronson＆Hartmann，1998；Henry，2003；Steinberg，2001）。
有意义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三种关于男性的刻板观念：顶梁柱、斗士和养家的人。并指出职业生活中的男性标准，存在着三种错误认识，分别是：一想到主管就想到男性；传播方式不会改变；男女无法合作。
作者指出，组织中有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惯例。正式惯例包括有关休假、工作时间安排、业绩检验、谁向谁汇报、谁批准或评价谁等等的政策。非正式的惯例包括没有明确政策规定的正常行为和理解：闲谈和交换信息、忠告、指导等。这两个网络都受到性别动态的影响。
为了纠正因性、性别以及其他因素而产生的不平等，作者认为，政府和组织已经进行了四种尝试性的努力以消灭歧视：机会均等法律、积极行动政策、配额和目标、多样化的训练。
总之，作者探讨了制度化生活同与性别和传播有关的文化观念交互作用的许多方式，展现了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观念如何渗透进组织生活中正式和非正式的各个层面。
在“性别化的媒体”这章中，作者首先指出了媒介塑造的形象有两个要点：第一，当今的媒体为我们同时提供了传统和非传统的性别描写；第二，在新的女性和男性形象下面隐藏着许多十分传统的性别观念。
正因为媒体提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舞台，展示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性别形象。所以，作者确定了当代西方文化中媒体的重要性，并挖掘媒体在描述男性、女性及其关系时确定的基本主题。讨论了媒体作为有关性别的新闻报道的把关人的作用，并分析和揭示媒体刻画男性、女性和性别时的要义。
尽管存在媒体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分歧，但无可否认的是，媒体塑造着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无论这种塑造对于受众来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通过向受众展示有关女性、男性及其关系的形象，媒体暗示着人们，作为男人和女人，我们个体的形象应该如何。媒体为人们塑造了起码三种性别模式：第一，女性和少数族裔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第二，在描绘男性和女性时，首先反映和维持的是传统的性别观念；第三，对于两性关系的刻画强调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男女之间权力的不平等。
作者认为，作为信息把关人，报纸和新闻节目通过决定让哪些新闻曝光、如何表现这些题材和事件、如何描绘女人和男人来影响、引导受众的看法。在女性运动报道中，存在着偏见；在性别题材报道中，也存在着偏见。而媒体表现性别的寓意，可以归结为媒体以三种方式暗地影响着受众对自己作为男人或女人的理解。第一，媒体无限延长对非现实的理想男女的表现；第二，媒体使人尤其是女人的身体病理化，迫使人们把正常的身体素质和功能视为不正常，并不断地寻求医治办法；第三，媒体为把对女人施暴正常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使得男人渐渐相信他们被赋予了虐待女人或强迫女人从事性活动的权力，而且使得女人可能认为这些侵害可以被接受。
总的说来，在媒体的描述中，即使有些表面上看去似乎并不符合传统的性别观念，但深层看去却反映着对男性和女性的传统看法。理解媒体中秘密的、微妙的信息，能够使人们成为更有批判眼光的消费者。
二、“性别与大众媒介”、“新闻组织中的女性”、“性别化的受众”与“有关性别的批判”
1.“性别与大众传播”的议题，是被置于“大众传播与文化”的框架之下来阐述的
麦奎尔引用了祖南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个差异性媒介文本的文化解读的理论领域，是具有重要进展的领域，是与女权主义研究相结合的性别研究。尽管传播研究（甚至带有激进批判倾向的传播研究也是一样）长期以来似乎大部分属于“无性”的（或许是不愿意看到这些问题），不过，人们现在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提及“文化女权主义媒介研究”（van Zoonen，1991，1994）。这些研究要比当初有限的议题范围，如“女性在媒介中过低的比例”、“刻板化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问题（现在仍然是许多媒介内容的特色）深广得多。
作者指出，现在和性别相关的媒介研究数量非常庞大。尽管有部分研究遵循着拉康（Jacques Lacan）及乔德罗芙（Nancy Chodorov）等人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理论，其关注的焦点仍主要集中在接收与性别相关的影像（电影、电视、照片等）时，性别在受众定位中的角色问题。研究的另一路径和更广泛的女权主义研究领域有所关联（Long，1991；Kaplan，1992）。
此外，麦奎尔提出：（1）性别的问题几乎触及媒介—文化关系的每一个层面，而较接近核心的可能是有关性别的定义的问题。另一个性别层面的斗争是关于男性和女性价值之间的差异问题。（2）性别化的内容也可以从生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因为多数媒介内容选择由男性来从事生产工作。从这方面来说，典型的新闻内容议题（政治、经济、体育）都是属于为男性读者服务的。最近这种情形已经逐渐改变。新闻媒介，包括电视和平面媒介，的确是积极地想要引起女性读者的兴趣，而且也开展了极端激烈的竞争，以争取不好把握的受众。（3）对于媒介文本中性别建构的关注，只是传播理论中与性别相关的一个层面而已。关于媒介受众以及媒介内容接受的研究显示，在媒介使用方式以及和媒介使用活动相关的意义上，存在着相当大的性别差异。（4）以性别为基础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介选择与诠释是否能够为那些处在性别结构仍然不平等的社会中的女性提供某些改变的手段或者抵抗的可能性。可以说，不同性别倾向的媒介文化（无论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形式是什么）导致不同的反应，也导致从媒介获取意义的不同模式。（5）女权主义涉及政治的和文化的研究，而在关于政治影响力或者非通俗文化的文化媒介研究的争论中，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早期研究者的观点是很明确的，通俗的媒介内容（像是爱情故事、儿童故事、女性杂志等），都是带有刻板化、支配性父权与保守意识形态的，或者是迎合男人“性趣”的。媒介内容已经产生改变，出现了更多的由女性制作，或者为女性制作的内容，而且并未压抑女性的性欲（参阅Mcrobbie，1996）。（6）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相信媒介中的变化以及新通俗文化理论的关联性。
2.“新闻组织中的女性”的研究议题，属于“大环境中的媒介组织”研究体系。
麦奎尔认为，性别议题的讨论，似乎是对个人因素是否会影响媒介内容这一命题的最佳测验。特别是在女权主义运动提出“存在性别歧视”的宣称之下，媒介似乎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另一方”的角色，对立于女性的各种诉求。（1）一方面，在新闻媒介组织中，女性的确人数少、地位较低（Gallagher，1981；Thoveron，1986；Media Studies Journal，1993；European commission，1991）；另一方面，新闻报道中的女性不但比例上低于男性，而且也被程式化（例如，在相关主题与报道上，明显地将女性视为“性别象征”）。（2）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这两者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3）并非只有新闻出现性别歧视的问题，新闻通常由于在更广阔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被特别提出与关注。麦奎尔引用了祖南对荷兰的研究报告的论断：在新闻学院中的典型教育是，“女权主义，即使是温和的女权主义和新闻专业要求之间，也是不相容的。”并指出，需要一个更为根本的研究途径来理解性别建构的问题。有些理论理所当然地认为记者作为个体拥有足够的施加影响的自主性，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且易变的。（4）关于是什么导致“变化”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新闻业的自主与限制（来自外在力量、组织等级制度或“媒介逻辑”）；一个是要求改变新闻性质及其选择的方向的愿望。这两个问题的统合，是媒介大规模改变的契机。（5）要在新闻中给予女性更公平的对待，应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即在媒体组织中要逐渐提高女性的地位。某些数据表明，许多制片人认为，在许多领域中，性别可能影响到主题的选择。
3.“性别化的受众”的议题是论述“受众的构成与体验”的一个方面。
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之下，媒介使用的非常显著而持续的“性别化”概念也已经在接收分析中发展起来了（Seiteretal.，1989）。（1）性别的社会建构如何影响媒介的选择（反之亦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问题。性别化的受众经验是某种媒介内容、一般日常事务以及“父权社会”——或是“男性社会”——复杂结构下的产物。（2）性别化受众的观念也被借用到另一种吸引大量女性受众的媒介类型上——广播和电视的“肥皂剧”（参阅Allen，1989；Hobson，1982；1989；Geraghty，1991）。（3）性别化的受众的本质并不是受众组成的性别比例，而是受众（受众身份）所赋予的特殊女性或男性经验的意义程度。在媒介使用的研究中，有若干指标显示性别的差异和不同的偏好与满足有关。（4）受众性别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使用家庭媒介，如电视这种复杂的社会行动，所受性别与特定性别角色之间关系影响的程度（Morley：1986；Lull，1982）。（5）一般来说，女性较不可能从事计划性或是连续性较强的收视。女性容易把电视视为一种缓解家庭紧张、调节冲突的工具，而且在收视环境上也会创造出不同程度的隐私和交往性（Frissen，1992；Moores，1993）。
4.“有关性别的批判”是在“关于媒介内容的批判学派观点”中得到阐述的。
麦奎尔认为，关于媒介内容的女性主义批判角度，有几种变化形式（Rakow，1986；van Zoonen，1994）。起初这些讨论的主要焦点是对20世纪70年代十分普遍的对女性的刻板成见、忽视与边缘化等现象的批判。
正如若蔻所指出的，媒介内容永远不可能是对现实的真正描述，因而我们对媒介内容之中潜藏的性别理论提出质疑要比改变媒介表现形式（例如让更多的女性角色出现在节目中）更为重要。女性文本分析批判的中心可能是这样一个广泛的问题（超出了刻板成见的话题范围）：文本如何在叙事和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确立女性的地位，以及如何以这种方式与读者共同构建女性的定义。基本上，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应用到对男性特征的讨论上，两者都是有关“性别建构”的问题。女性主义批判肯定会面对两个问题：首先，商业媒介文本（如肥皂剧或浪漫剧）在反映一种父权社会、父权家庭的现实时，其把女性作为娱乐对象的程度永远是劫掠性的（Radway，1984；Ang，1985）；其次，那些反对性别典型，试图树立正面性别角色类型的文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树立女性权威（当然，这是指在占领统治地位的商业体制中的活动而言）。
许多文学、话语以及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都已经被应用到媒介内容的女性批评研究中。好像在研究上还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或理论，而只有一系列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的优越性，因而就重点强调了阐释而不是量化分析。同时，那种暗示一种性别上自动转换的“虚假意识”模式也已经被淘汰，而且即使是内容研究，也必须从“编码”过程讨论起，往下进入到不同的“解码”过程，才能获得一窥全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