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众媒介与社会研究中的性别与传播研究议题
詹姆斯.库兰在《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一书的中译本序中，指出第三版与之前的版本最大的不同在于以新鲜血液为主：特意把分析媒介和社会研究三个基本轴线的三篇文章放在本书的开端，即默多克关于传播和阶级的关系的论述、普雷斯从女性主义理论关照媒介的论述以及甘地有关种族和媒介关系的论述。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角度切入，虽不新鲜，但因不同程度地援引了媒介研究之外的一些概念和框架，这些概念和框架具有丰富的媒介研究的潜能。
在该书的主题词列表中，可以看到当下性别与传播的研究，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研究的谱系中的位置及相关关系：
1.在受众（Audiences）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公共领域理论（feminist public sphere theories）、表征和性别（representation and gender）。
2.在英国（Britain）研究中，列有媒体的同性恋报道（media coverage of homosexuality）。
3.在阶级（Class）研究中，列有早期的电影观众（early film spectatorship）和性别研究（gender）。
4.在差异（Difference）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Elle》时装杂志（Elle）。
5.在女性气质（Feminity）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与女性气质（feminism and feminity）、全球媒介效果（global media effects）、表征（representation）。
6.在女性主义（Feminism）研究中，列有公民权（身份）（Citizenship）、阶级和性别（class and gender）、差异理论（difference theory）、生产问题的湮没（eclipse of production issue）、受到挑战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challenged）、女性主义方法论（feminist methodology）、有疑问的身份认同（identity problematized）、性别的内爆（implosion of gender）、新技术和身体（new technologies and body）、后现代视角（postmodern perspectives）、表征的进步模式（progressive models of representation）、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兴起（rise of）、娱乐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ntertainment）。
7.在性别（Gender）研究中，列有受众分层（audience segmentation）、性别和阶级（gender and class）、工作的性别活力（dynamics of work）、早期电影观众（early film spectatorship）、娱乐（entertainment）、概念的内爆（implosion of concept）、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各种读写能力（literacy patterns）、物质和文化的不平等（material and cultural inequality）、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新闻生产（news production）、表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表征和性别（representation and gender）。
8.在因特网（Internet）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research）、不同性别的因特网使用（gendered use）。
9.在知识（Knowledge）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的（Feminist）研究。
10.专列有女同性恋，连续剧中女同性恋的出现（Lesbians， sitcom coming-out）研究。
11.专列有麦当娜，各种女性主义解读（Madonna， feminist readings）研究。
12.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Feminism）研究。
13.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研究中，列有后结构主义、性别认同（Poststructuralism， gender identity）研究。
14.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和公共领域（feminism and public sphere）研究、媒介建构的（media-constructed）研究。
15.在人种和族裔性（Race and ethnicity）研究中，列有女性主义视角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feminist perspective）研究。
16.在表征（Representation）研究中，列有性别和表征（gender and represeutation）研究。
17.在电视（Television）研究中，列有妇女的电视接受（women’s reception）研究。
18.在美国（USA）研究中，列有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报道（coverage of gays and lesbians）研究。
19.专列有妇女，作为范畴（Women， as category）的研究。
20.在妇女（Women）研究中，列有时尚记者（fashion journalists）研究、不同性别对电话的使用（gendered use of telephone）研究、全球媒介效果（global media effects）研究、编辑室多样化（newsroom diveristy）研究、电视的接受（reception of）研究、银幕上的暴力描写（screen depictions of violence）研究、肥皂剧（soap operas）研究。
21.专列有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
四、性别传播的国际对话与研究新议题
2008年12月12日至14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国际性别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性别传播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研讨会，围绕着“性别传播与女性发展”、“女性群体的研究：田野调查、方法论及相关问题”等议题，来自中、美、英三国的专家和学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本次会议的特色在于注重对性别与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思考，围绕不同的媒介生态与发展现状，用社会性别视角将社会发展、媒介发展与人（主要侧重妇女和边缘弱势群体）的发展联系起来。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胡智锋，对中国电视50年以来女性电视从业者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梳理，他提出在半个世纪的电视发展历程中，几代女性电视从业者为中国电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体来看，包括以下五种身份和角色：
第一种角色：女性作为制作人
作为制作人，女性电视从业者推出了重要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电视作品，老一代的代表人物有：《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的导演潘霞，《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等。
新一代电视从业者，有《雍正王朝》、《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桔子红了》、《大明宫词》的导演李少红，等等。
作为制作人，女性电视从业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打上了女性的独特烙印，在宏大叙事当中带有女性的细腻的情感表达。
第二种角色：女性作为主持人
老一代主持人以沈力为代表，她在80年代初成为中国第一位电视主持人。
第二代，以倪萍、敬一丹、杨澜、李瑞英、张越等为代表。
第三代，以王小丫、李湘、海霞等为代表。
作为主持人，她们以女性独有的亲和力，为荧屏增添了魅力，获得了观众的好评与认同。
第三种角色：女性作为制片人
作为制片人，女性电视从业者推出了大量品牌栏目和节目。老一代制片人徐家察作为负责人推出了大型少儿节目，还有王桥英推出了《神州风采》、《中华民族》、《当代教育》等。
九十年代后，女性制片人逐渐增多，如钱蔚的《今日说法》、梁红的《讲述》、王峥的《艺术人生》、杨辉的《波士堂》、王利芬的《对话》《赢在中国》《我们》、赵洪涛的《中华医药》等。
作为制片人，刚柔相济的工作方式和风格更易于推动电视栏目的品牌建设。
第四种角色：女性作为记者
八十年代女性记者还不是很多见，九十年代之后，女性记者队伍越发壮大，尤其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培养了一大批女性记者，如张泉灵、柴静等。
作为记者，女性的敏感和执着更易于获得新闻背后的真相。
第五种角色：女性作为领导
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广电管理层的领导。有北京电视台台长孟启予，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北京电视台台长张晓爱，江苏电视台台长周莉，江西电视台台长杨玲玲。
中国女性领导独特的智慧，更易于为媒体整合资源，协调各方面的矛盾。
牛津大学国际性别研究中心主任Maria Jaschok就“妇女和性别的跨语际交流和合作的国际话语”问题，以及“媒介作为对妇女提供的多声道的空间”问题发表了演讲。她认为，媒介为妇女所提供的多声道空间，是妇女多样性历史的在地跨语际交流（localtranslations）与独特的本土性女性主义现代性（a distinct indigenous feminist modernity）的重述是相互交叉的。因此，女性主义的本土发展历史对于理解本土与全球的交叉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需要注意的是，媒介具有推动、消灭或歪曲关于妇女历史的功能。在国际性地构造和交流跨国协作的各种全球性话语中，女性主义话语必须保持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她举了2007年第二届中欧论坛上有关社会领域的行动的例子，提出其使命就是联合起来在各个不同社会的全部层面的改变中，扮演亲历者的角色（witnesses），并为彼此提供她们各自的经验。学术界和传媒可以在以下议题上作出贡献，它们是经济生活、社会多样性、发展的优先权。特定的社会面对着诸多的挑战，对于采取的共同行动，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这里则涉及到跨国的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政治传播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Maria Jaschok提出，女性主义学者力图寻求使妇女的经验可视化；将她们如何进行研究的情况可视化；使她们为自己工作的后果负责；对有关合作的研究与行动的方法论给予优先性。
女性主义跨语际交流的方法论要明确个人自我意愿和兴趣的边界和分叉，特别是理解个人自我历史文本；理解在他者的世界和被他者感知时如何作为外人（outsider）的效果。认知到其他妇女生活和环境的复杂性，即看见其他妇女，通过她自己的眼睛来感知她的世界和感觉。
在不同文本中女性主义的跨语际交流应该达至以下目标：很好地理解自我、很好地理解他人、恰当地理解他人、学习有关共同的挑战、通过提升我们各自的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消除刻板印象、女性主义的跨语际交流和解释是实现对话（dialogue）的完整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主持人，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刘利群，以“性别的视角、多元的选择”为题，总结了她对性别传播研究与相关现象的思考。她提出，作为边缘的、新兴的和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研究，媒介与女性研究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于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媒介与女性研究是研究什么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研究吗？研究要达到什么目的？由此，媒介与女性研究在按照既定的目标和宗旨前行之时，常常要停下脚步，梳理思路，反思立场，回答这种研究的合理性、学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回答质疑者的提问，同时也是回答研究者自己内心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