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营销场的建构:一种人际传播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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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替代与呈现:被影响者的内在需求(2)

二、被打破的“神话”

曾几何时,医院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殿,医生成为给人第二次生命的“神”。

20世纪初在中国,每年有100万病人出入西方传教士的医院,随着病人的治愈,昭示了医院作为科学空间的有效性,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由疑惧、惊诧再到崇拜。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健康问题不断增多,曾被认为消灭了的疾病重新出现,原来罕见的疾病流行起来,很多这些疾病都无法用药物来治愈,癌症、关节炎、哮喘病的发病率正在增高,心血管疾病仍是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治疗手段失当、误诊、医生职业道德的迷失等现象也非常普遍,医院的“神话”已被打破。

1.“束手无策”

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当今社会所有死者中有1/4是因为癌症,并且将很快变为1/3,尽管医疗费增长使经济濒于崩溃,但医生仍对这些疾病束手无策,他们中很多人也像其他人一样死于这些疾病。一些人甚至认为,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慢性病成因复杂,包括遗传、环境和生活模式等,至今医学界对众多慢性病束手无策,无法治愈,有些是只能做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在现代医院中,对付疾病的两种最主要手段是手术和药物。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医院对各类慢性病的医疗没什么效果,更别谈癌症之类的所谓“不治之症”。上述这种情况在JM公司的顾客中特别常见:可能是我没吃过母乳的缘故,从小自身免疫功能低下,导致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大小医院住过十几次,单手术就动过6次。特别进入中年后,心脑血管疾病过早导致了我腿部血栓,最终还有截肢的可能,生活过早地没有了阳光。(B87,何先生,上海,58岁)

前几年,胃不好,溃疡,吃了很多很多的药都不好……吃药没有用,吃了很多的药,所有的药都吃过了,都没有效果。(B25,李女士,江苏南京,64岁)

因为腰的问题,走遍福州九家最大的医院,每家医院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没有一家能治好的。(B37,焦先生,福建福州,55岁)

其实在医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上述情况同样存在。比如心脏病是人类第一大杀手,通常的治疗方法是手术治疗,而著名营养学家柯林·坎贝尔博士认为对心脏病来说,手术只是一个虚幻的救世主。以1990年为例,该年一共进行了38万例一种缓解心绞痛的“分流术”,手术费用46000美元,每50例就会有一个死于手术并发症,20%~30%的患者在接受手术后一年中仍旧感到胸部疼痛,十年中,半数患者会死亡、心脏病发作或再度发生胸痛。另外,接受分流术的患者,其心脏病发作次数并不比没接受分流术患者的少。美国克里夫兰诊所的乳腺癌攻关组组长、美国内分泌医师联合会主席埃塞尔·斯廷医生曾经说过,尽管作出了最大努力,患者的健康状况却一直得不到好转,“这种可怕的感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每次手术以后,我都去病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结肠癌手术后的存活率怎么样?并不好”。而那些乳房切除术“改变某人的身体结构,但丝毫不能增加患者的康复机会”。

2.治疗不当、误诊与副作用

有些医疗手段还有可能加速病者(比如癌症病人)的死亡。一位留学回国的医药学博士后毕讯先生曾说,癌症死亡率虽然很高,但往往并不是死于癌症本身:1/3是吓死的,精神垮了;1/3是治死的,治疗方法不当;最后1/3才真正是病死的。可见约2/3的癌症死亡原因与现行的治疗方法不当有关。一位名叫约翰·麦肯道格尔的医生说他曾为了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医生,去一家大医院进行研究生进修,但在观察经验更为丰富的医生是如何用手术和药物治疗患者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些权威医生做得并不比他更好。“患者的病情不仅没有改观,实际上反而恶化了”。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G医院肿瘤科护士长袁女士这样说:我们科属于危重病人多的科,许多病人来的时候就没希望了,现在这病基本没法治,你不来也许还能拖个一年半载的,你一来又是放疗又是化疗什么的,病人很难挺过三个月的。花了大价钱不说,还很痛苦,放化疗的滋味可不是一般的难受,头发全掉光,身体疼痛感也非常强烈。病人一来十几万就没了,但得不到回报。

现代医疗系统还存在比较普遍的误诊现象。法国1963年报道了1000例尸检结果,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家医院又报道了1000例尸检结果,统计发现误诊率也是高达40%。另据美国健康财政管理局的估计,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天都有12%的用药错误。如果我们住院超过一个星期,就有大于一半的可能性成为这种错误的牺牲品。《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曾经发表过巴巴拉·思达菲尔德博士的一篇文章,文中称,在美国每年由于医生误诊、用药错误及药物不良反应和手术失误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5000人,是美国人第三大死亡原因,列于心脏病和癌症之后。发达国家医院的误诊率尚且如此之高,更别谈中国了。一位南京顾客谈女士(B20,51岁)这样介绍她的被误诊经历:我就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开始到一家医院却误诊了,他说我是腰椎间盘,腰椎间盘是有,但是很轻微,医生说我疼痛是装的,你这个腰椎间盘,根本就不厉害,你回家睡一个月来开刀。……疼呀,自己直接就是不能碰,怎么办。又到一家医院,这家医生开始就说是股骨头坏死又是什么了,查这个,查那个。他说腰椎间盘能发这么高的烧吗?丢在急诊室没有人问,最后查血液,一查是一个风湿,再喊风湿科来,会诊,转到风湿科,确定是风湿病关节炎,折腾了几个月。

药的副作用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一般人都不会也不敢长期吃。尽管药物有时能减轻病症,但最终对身体有害无益,因为作为身体内非自然的物质,药物使本来负担过重的器官更为紧张,这些器官把它们看成是毒物,去进行中和并排泄出去,所以药物只能使内部环境更加恶化,并带来其他痛苦,这些痛苦一般被医院的医生漠然地叫做“副作用”。为了抵抗这些副作用,经常需要开另外的药物来服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所以,现在人们把医源性疾病列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另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性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

3.职业道德的“迷失”

“麦当劳化”“市场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是一些医生在利益面前“道德”的迷失。一位年轻的妈妈感慨现在很多医生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职业道德的现象,她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自己小孩看病的例子。本来抗生素在医学治疗上是严格受到控制的,但在一次看病中,医生却给她的孩子开了大剂量的抗生素药物,懂医的朋友到她家发现后,方才停止使用。一个医学代表认识一个“最”有名的专家,一个拥有双博士后学位的教授。他在欧洲留学十多年,对抗生素的了解和研究国内屈指可数,他指导全国范围内医院的抗生素使用,他给普通病人用抗生素是用得最多的、最好的。而他私下说:“抗生素就是以毒攻毒,副作用很大,在欧美,购买抗生素比购买枪支还要困难。”在有一次碰到他患重感冒的时候,他吃的就是最普通的板蓝根冲剂。因为,他知道用“好”药,而用抗生素对自己身体会带来害处。

这一切都说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利益比良心本身更加重要。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医生的形象越来越“生硬”,医患关系越来越疏远。医学史专家爱德华·肖特曾经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理想的医患关系形象——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充满信任的病人——已经不再存在,医生在与患者的互动中距离越来越远。医学发展的三个趋势对医患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生物医学模型是以疾病为导向的,这种主导地位使得医学院学生和医生不能将医学知识与病人的交流相结合。实际上,1/3至1/4的疾病来自心理因素,只有通过医学知识与病人的交流,才能治愈。第二种趋势是医生更加依赖于药物疗效,而病人则对医生的处方给予更大期望,但事实上处方上所开的许多药物都对诊断的疾病毫无作用,比如抗生素问题。第三种历史趋势是时间压力,病人需要从医生那里得到的一件东西是倾听的时间、解释病情的时间、打消顾虑的时间等,但医生和病人在一起的时间受到限制。在我国,医院的医生往往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很少有耐心倾听他们的感受,更没有耐心向病人介绍疾病发生的原因,连病历上的字都写得十分潦草,好像很怕病人知道似的。

在中国,受频繁曝光的“医生收红包”“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医生的声望持续下跌。过去医生和护士在中国曾被人们奉为“白衣天使”,改革开放之初医生的职业声望曾长期排在前5位,而2001年全国81种职业声望调查显示,医生列第29名,2002年全国51种职业声望调查,医生列为第14名。这种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美国学者指出,“医患互动的方式在过去一些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1989年美国全国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75%的被调查者认为医生让病人候诊的时间太长,67%的人认为医生太注重赚钱,另有57%的人说医生不像以前那样照顾病人了。“总的来说,似乎对医生的不满比以前多了,人们心目中的医学形象越来越像一项商业”。

三、另一种可能

出于对医院的畏惧、失望与无奈,人们常常希望在医院外能解决治病的问题。JM公司的销售人员也常常把这一点作为邀请老年人参加联谊会的一个“卖点”。销售人员经常说的话是,“您不是血糖有点高吗?去医院找专家要挂专家门诊,还指不定哪一天能排得上呢?您可以去我们那儿看看,我们那儿可以提供血糖检测,非常高级的日本进口血糖仪,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次邀请了一位来自北京××医院的退休主任医师,他可是德高望重的权威,给中央首长看过病呢,比医院的那些专家可要权威得多,我找个机会争取让您向他咨询咨询,提供一些建议,这多好啊”。“您这疼痛医院一直治不好,不如您去我们那儿看看,如果您觉得能对症,那就最好了”。保健品为病患者提供了医院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1.经过“科学”检验后的效果

保健品的真实效果一直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很多科学主义者将大多数保健品斥为“骗局”。旅美生化学家、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说“吃保健品是中国人进补传统的延续,今天的假保健品、假药也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经常打着祖国传统医学的招牌迷惑人”。在《科学成就健康》一书中,方舟子对核酸、钙、维生素、硒、脑白金、螺旋藻等保健品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和揭露。那么怎么才能“科学”地证明保健品的效果呢?方舟子说“在试验一种新药是否真正有效时,按医学惯例必须把病人分成两组做试验,一组服用新药,一组服用做成药片样子的糖片(叫做安慰剂),但是告诉病人吃的是药物。结果在那些吃没有药效的安慰剂的病人中,往往有一部分人病情减轻甚至痊愈,这就是心理暗示导致的。只有在服用新药的效果明显好于安慰剂时,我们才能认为新药的确是有效的”。

那么用上述“科学”标准来看保健品如何呢?以JM公司的“床上睡眠系统”为例,这个添加了远红、磁性物质的被子自2003年开始以来在全国估计已销售50万套。远红、磁对人身体的好处在社会上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在全国所有的中医院还有很多综合性西医院中都有一个设备齐全的“理疗科”,理疗科的设备包括各种大型远红、磁、脉冲、频谱类的诊疗设备。而像JM公司这类保健品企业所生产的保健器材也可以说是小型化、家用化的诊疗设备。为了有更进一步的说服力,JM公司聘请了第三方机构对其产品进行了“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的科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