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因病致贫的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有人概括说，“房改是把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两老逼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目前我国对医疗系统的市场化，医疗系统利益驱使，可能借垄断地位来损害消费者利益，比如擅自提价、故意开高昂的药，2005年哈尔滨550万天价药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面对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失效”（比如无法治愈慢性病和癌症等）的医疗服务这一公共物品，作为需求方的普通消费者不得不寻求这一产品的替代性“产品”，比如宗教、保健品等。
张敏在研究基督徒身份认同问题时发现，一些人信教的起初动因是身患“治不好也没钱看”的病，实在没办法，通过信主身体得以痊愈，治病这个“公共物品本应有社会安全系统提供”，现在被“信教”代替了。上帝成为一个“有效的替代机制——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或者无钱治病的人们为了求得帮助以及疾病的治愈转而信仰上帝，基督教由此充任了一种社会安全系统的替代”。“当信徒面临生活的不测时，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和保障机制而产生无可避免的忧惧与恐慌。此时，所谓的信主很‘灵’，信主‘灵验’的意涵就在于，信主为信徒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感。这意味着上帝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经受住危机的考验。上帝在最为危机的时刻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象征，一种保证，并且由于周围人士的口耳相传而惠及更多信徒。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灵验’，代表着对于缺失公共保障的一种心理替代”。在美国存在信仰治疗师，他们通过使用建议、祈祷和笃信上帝的力量来促进治疗，这中间有两种信仰：一是认为此种治疗主要通过心理过程发生作用，另一种则认为宗教的治疗过程随着上帝力量的干预会产生奇迹。尽管信仰治疗是否有效存在争议，但非常清楚的是，向神明寻求帮助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Ellison，1991；Idler，1995）。杰弗里·德怀尔（Jeffrey Dwyer，1990）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在美国信教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癌症的死亡率比较低。
与“信主”一样，保健品也成为一种医疗的“有效的替代机制”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唐女士（B29，江苏南京，64岁）说，“现在很多人怕到医院，他情愿把这个钱用在吃这个保健品上面。没有坏处有好处，我尽量就不到医院去，或者少到医院去”。杨女士（B31，江苏南京，46岁）说：“吃保健品对自己身体肯定有好处。有好处了，自己就少到医院去了。身体免疫力增强了，最起码不感冒，你一感冒，到医院去就是两三百块钱。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药一开，水一挂，300块钱。”江女士（B84，福建福州，64岁）曾经在福州的一家大医院工作过，她说：“第一，凡药都有毒，都会对人体起副作用，使用保健品可以加快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让人不容易得病，对人体没有副作用。第二，从价钱方面看，使用药品治疗会比较贵。一瓶药几百块，一生病就躺在床上，比如同一种病我吃一年就要几千块，再病了我还要再买，保健品一直用可以预防疾病，所以保健品比医院更好。”保健品既有医疗系统的特点，即被“科学证实”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又具有“信主”的优势。保健产品本身在他人身上所展现的某种“灵验”（正如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通过广泛性的商业运作（保健品公司的营销行为），为新的病患者提供了充分的信心和保证，这些也反过来有利于消费者身体的好转，从而促进更多的人信任和使用保健品。
第二节 “联谊会”：边缘群体的自我呈现空间
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存在强势与弱势的分类、叙事和话语系统，弱势的发言也常常被强势者所打断，结果就是将弱势的一方在公共讨论的位置更加边缘化，进一步巩固原先的宰制结构。更宽广的“反公共领域”开始被提出，以强调差异、异质的公共空间对抗同质化、普遍化的公共空间，这种多元、异质的反抗形式目的在创造社会中异质性的新关系，以符合不同社群的需要。无论是老年人还是病人在这个社会“空间”中都成了边缘群体，我们这个社会给予那些身体和思维未受损害的人特权，使他们发出比“另类”（病人）更强有力的声音，但老年人、病患者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决不会任由宰割，他们需要积极拓展，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JM公司及其类似公司的会议营销现场——“联谊会”某种程度上就是顺应了老年人的这种要求而产生并逐渐普及的，尽管社会上对会议营销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一、被排斥的群体
专家在研究文鲜明统一教会招募的年轻人时发现，“大多数受到教化的人都是一种被疏离和孤独的感觉或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不安”。在本研究所关注的群体——老年人、病患者在社会空间实践中遭到来自不同实践主体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是基于一种空间实践中的一种权力或规训策略，或者源于一种基于权力的利益诉求或资源垄断偏好，表现为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曼纽尔·卡斯特把社会排斥定义为：“社会排斥是由社会制度和价值架构的社会标准中，某些个人及团体被有系统地排除于能使他们自主的地位之外”“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其中包括有缺乏技能而无法找到工作者、疾病袭击而未受保健给付的社会成员、吸毒酗酒使个性丧失者、监狱文化使人无法重获自由者以及精神创伤者”。Byrne和Madanipour则把社会排斥定义为“一个多向面的动力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各种各样的排斥形式：参与决策和政治过程时的排斥、进入职业和物质资源时的排斥以及整合成为共同文化时的排斥。它们的结合，会在某特殊区域内寻找到一块表现空间，并创造激烈的排斥”，社会方方面面的变迁不可避免要导致“排斥”，“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人群作出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类别区分。一般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个群体长期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入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处于社会网络的断裂状态。
患病是对生物学健康标准和完好状态感受的偏离，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认为，病人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及其责任和义务，个体患病需要别人的帮助来恢复健康，病人有义务恢复健康，因为患病不是人们所希望发生的。个体的患病是他免除正常的角色活动和社会责任的理由，疾病越严重，被免除的活动和责任感越多。苏珊·桑塔格在她的《疾病隐喻》（1978）中写道，每个人生下来就具有双重公民身份，一个属于健康王国，一个属于疾病王国。疾病王国的臣民会感觉非常不好、虚弱或两者兼有，我们不能感受正常生活，因为我们体验着少于平时自我的感觉。就像彼得·弗洛伊德和梅雷迪思·麦圭尔（Peter Freund＆Meredith McGuire，1991）所说的那样：“患病是令人心烦的，因为它让人体验到对人生秩序和意义的一种威胁。”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认为，慢性病会使人体验到消极的自我感觉，因为疾病限制了病人的活动，隔绝了与其他人的交往，怀疑自己的价值，并且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患病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各种程度的不适，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和对各种活动的控制能力。
帕森斯认为，医学行使社会控制机构的功能，其使命是治疗偏离者的疾病。医院封闭冰冷的空间使病人的身体与日常生活被强制性地切割开来，医院更不能给病人提供发出声音的机会，病人很大程度上处在非人性化的地位，这是医院的三个基本机制造成的：（1）剥夺病人原有的社会身份。病人入院接受治疗之前带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入院后换上睡衣，从而被界定为病人，并且并称呼为“××床”，吃饭、睡觉被严格监督，病人的个人价值属性被医院拿走了。（2）对资源的控制，病人的治疗状况、各种检查诊断结果都被医院控制。（3）限制病人的活动。除非经过同意，病人不允许离开病房，医院要求护士掌握病人在任何时间所处的位置。
老年化研究有四种理论：脱离论（Disengagement Theory）、活动论（Activity Theory）、连续论（Continuity Theory）和老年亚文化论（the Agedasa Subculture）。其中，“脱离论”认为，当人们变老时，他们从内心开始退缩，并慢慢从整个成年期都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中撤离，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必然同样要求老年人远离大量的交往活动。“活动论”认为，老年人减少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安排，特别是现代社会，当人们变老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些社会角色，如活跃的社会成员、提供者、养育者等。他们失去的角色越多，获得的生活满足感就越少。“连续论”认为，老年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段，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老年人选择能让自己继续获得满足感的生活方式，终止那些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老年亚文化论”则认为，随着退休社团组织的增加，老年人活动区域的出现以及年轻人对乡村的抛弃，老年人发现自身与其他年龄群的隔离越来越大。有关退休和补偿的社会政策也倾向于把老年人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上述因素促成了老年人之间支持网络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价值和观念的独特亚文化。
无论哪种理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正逐渐远离主流社会。在老年时期，一个人必须调整自己，以求与社会声望的降低、身体技能的下降、面临死亡以及一个人的生活失败等相适应。在现代社会中，老年期有时被当做是无助的、无用的、依赖别人的时期，也许这是一个自我认同弱化的时期。大多数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有赖于他们的工作角色及他们的独立性和自我支持的程度。在这方面，也许没有什么例子比退休更典型了。研究退休制度的人都十分清楚，退休制度的本质是鼓励所谓“失去效率”的工人脱离企业，追求效率是现代工业的普遍特点，退休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被认为帮助企业摆脱了为老年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和收入的责任；帮助管理者不但改变劳动力的构成，还改变了劳动力的流动；为年轻人创造升迁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劳动士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表明上述观点中有些并没有可靠的实证依据，然而退休制度所体现的种种优势都是以老年雇员生产效率低下为前提，以牺牲老年劳动者社会劳动参与权利为代价的。退休导致了工作时的自我认同突然中断，这对许多老年人来说都是痛苦的。
综上所述，老年人和病患者所遭受到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歧视、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处境上，它是制度排斥、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市场排斥等多重面相互作用、共同排斥的结果，是社会排斥多维度长期累积和过程性强化的结果。社会排斥将老年人、病患者等作为社会空间中“沉默的他者”或者“另类的他者”对待，促成了他们的危机境遇和边缘化处境。
二、“替代性补偿”：模拟性“亲情”空间
老年人退休后经历了工具（职业）角色转变为情感角色的过程。工具角色是指人们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公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据主体地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比如职业上的角色。情感角色是为了满足身心情感需求的角色，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这种角色转变过程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常常伴随着不安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情感角色也往往被逐渐剥夺，比如子女成家另立门户、老伴去世等。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空巢”现象，据调查，空巢老人的比重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已超过1/3，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和与家人交流满意度与其他群体相比较低。和家庭结构的“空巢”现象相比，“情感”的空巢现象则更加普遍。调查显示，由于子女一般人处中年，工作负担重，经济压力大，平均每周只能探望父母一次。即使是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与家人的交流频率也不高，45.2％的受访者表示交流频率较低。
儿女工作也忙，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工作累了，回来也不太多讲话，有什么事就讲讲，反正我就是早晨给大家做早饭，晚上给大家做晚饭。有的时候就是打一个电话，今天不回来吃了，我女儿在沃尔玛还要倒班。上什么班给她做什么饭。有时候晚上我们两口子还不能多说话，他们累了会烦，说，你们啰嗦死了，到旁边说话去。（B20，谈女士，南京，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