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为观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影片”是对于电影业运作情况的一种过于简单的解说。大牌电影公司把他们认为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强加给我们，经常推销一些我们从未要求观看，也不太喜欢的影片。但是，只要广告宣传到位，发行销售到位，即使这些烂片也必定能够同更多观众见面；相比之下，那些缺乏资金的持不同政见的影片既无发行推销渠道，也谈不上大众市场广告宣传，观众数量要少得多。
思想保守的评论员和政论作家不厌其烦地宣传造势，把好莱坞说成是左翼雇佣骗子的乌合之地。各种搞政治宣传的右翼人士告诉我们，好莱坞的“文化精英”（也包括其他地方的文化精英，比如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宣传提倡的价值观念，旨在削弱爱国主义精神，损害其他类似的“美国美德”。针对左翼精英人物的所作所为而念出的上述咒语，由本书作者马修·阿尔福特在前面几页篇幅中所提出的权威批评中进行了检验。阿尔福特通过对好莱坞战争影片的剖析含蓄地指出，美国的帝国政策以及支撑帝国政治的主流政治神话均遭到了歪曲解释。本书以具有说服力的细节表明，美国各政府机构如何在描写美国海外政治军事冒险活动的影片、剧本创作和影片制作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关隐蔽的以及不那么隐蔽的帝国政策的温和争论，都一一体现在影片制作上，体现在被贬低和被高扬的故事内容上，体现在最后的剪辑阶段。
阿尔福特在对上述近年来拍摄的所有重要影片进行研究评价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在好莱坞确实有一些引人瞩目的思想开明人士，但是，根本不存在“左翼团体”有目的的在进行活动。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电影业活跃着“无数右翼明星，审查官和业内专家”。还有那些专门以严厉手段对付电影编剧、剪辑人员和制片人的国家安全机构以及五角大楼代表。尤为重要的是，业内一些家财万贯，思想保守的商业权贵和银行家“在严格的商企体系内”运作自己的业务。
通过对几十部主流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和人物形象进行广泛的分析，阿尔福特不仅向我们讲述，而且更向我们展示出如下事实，即主流影片对于“美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乐善好施这种根本性的假设”不提出任何批评。由于只允许一两部电影提出批评意见，因此主流影片的回旋余地非常狭窄。影片主角只能局限于纠正行动错误，处理意外事故，改正个人缺点等项行为。过分使用军事力量也许会遭到批评，但是不触及美国军事力量本身，因为其后面的潜台词是：美国军队享有一切权利在世界任何一个“出事地点”执行军事任务。阿尔福特对如下一类影片展开了描述：这些影片宣传的理念为，战争是“令人遗憾的悲剧，它源自美国浮躁的不切实际地陷入一种既不能完全理解又无法控制的境地”。
在电影界看来，美国军事介入从来都是善意的行为，不过有时也会出错。关于这些军事冒险行动背后的跨国全球利益，关于谁掏腰包，谁又从中受益，向来只字未提。这样的问题会使我们触及到如下问题的核心：在美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地区政治经济权利是如何行使支配的。简而言之，电影制片商（也有一些明星的例外）在他们的批评意见中只能谨小慎微，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不能拍摄真正激进的影片；不能寻根究底揭露全球化帝国的剥削利益；也不能揭露国家安全状态所具有的不民主危险性质。谁敢抱有上述揭露企图，谁就是在为自己打算制作发行的影片制造麻烦。结果可能是丧失资金来源，放映地点稀少，并且遭到主流影片审查者们没完没了的刁难打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去问一问奥利弗·斯通就可以了。他在影片《刺杀肯尼迪》（1991）当中企图斗胆闯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禁区，结果遭到无情打击。因此可以说，我们从影片中不仅仅得到娱乐。主流制片商自有办法将一些重要的迫切问题处理得影响力减弱，意义也有所降低。反面社会现实虽然也被写进了剧本，其形式则预先做过简化处理。官方的不公正和腐败变成了少数几个“烂苹果”和流氓无赖的所作所为。而战争对于那些身临其境的美国士兵来说只不过是难苦严峻的人生经历而已。正如阿尔福特所说的那样，“在好莱坞，如同在美国精英人物当中一样（在现实的政治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无足轻重，美国的敌人十恶不赦，不共戴天，而美国的力量就本身而言是无私善良的。”
在影片所展现的世界里，政治领袖们面临着有关政治和公平的艰难选择，但是很少对现实经济问题表露自己的立场。对于不公平的抵制往往通过勇敢的个人反叛来加以表现（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面对来自……的威胁）。通过电影手法的神奇点化，好莱坞出品的影片看上去也可能同热点问题和社会现实相关联，不必处理社会冲突的真实侧面，既“打击恐怖主义”，又不过近地触及现实。
如果所有这一切确实存在，如果影片在积极再现国家安全状态，表现美国帝国势力扩张和假想的道德优越的过程中表露出含蓄的保守主义态度，那么为什么保守派还要对好莱坞的“左翼自由偏向”抱怨不止呢？他们也同样抱怨那些永远妥协，永远胆怯，具有右翼倾向的美国新闻媒体。抱怨的理由也大体相同。
好莱坞影片经常将其批评注意力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表面化领域，而且极少提出真正激进的批评意见。但是，即使这种有限的批评实践也被视为对美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全球化帝国统治的自由主义诋毁诽谤。表现一个美国士兵残酷杀戮一个无辜平民，而不是表现打击恐怖主义的高尚军事冒险行动，这是右翼理论家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可的。任何批评意见，无论如何淡化，如何偶然，如何没有具体目标，没有恶意，仍然会被那些毫不妥协的反动势力视为冒犯行为。
此外，在文化的某些方面，好莱坞实际上一直发挥着“颠覆作用”，影片中经常出现露骨的性爱场面，脏话不断，容忍反叛的生活方式（包括同性恋），拒不尊重传统家庭价值观。对于反动分子而言，这样的颓废倾向会被抓做把柄，以证明电影业已经落入美国的敌人手中。
把好莱坞描绘成左翼分子汇集之地也是一种不断施加压力的方式，有助于使政治重心向右倾斜，打破业内平衡，迫使它表现出爱国主义忠诚态度。因此，电影业不断装扮出右翼面孔，同时在任何根本性问题上绝不敢过于明显地向左倾斜。大部分思想意识控制过程都运作得比较含蓄。阿尔福特提醒我们注意，在权力系统内部工作的人士并不总能“认清由国家和商企势力确定的思想意识界限，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他补充说，如果他们提出一些招惹是非的观点，敢于质问非民主财阀权力所具有的种种危险性，这种行为本身将会严重地损害他们的职业生涯。我们也许还记得，最具压迫性的社会控制形式并不总是遭到我们有意识的反对，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潜入我们的意识当中，不仅不会受到质疑挑战，反而被认为符合事物的本性。毫无疑问，好莱坞有些开明人士和进步人士自己也不知道本身的种种努力如何在为现行权势提供服务。
阿尔福特在本书结尾处提出了一个我们都应关注的请求，呼吁建立更加自由、集中管控程度较低的所有权与影片制作体系，使制片商能够创作出想象丰富、动人心弦的电影故事作品，“更有胆量拷问美国权势的商业根源”。简而言之，是希望拍摄出更好的影片，从而使奥斯卡颁奖之夜只为民主政治服务，不为财阀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