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哲学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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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什么是理学(5)

又说:

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语类》)读书的时候,第一要虚心。虚心才能对书中道理,看得明切,才能有所怀疑,疑则深入,见理然后精细。晦庵说:

学者贪做功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语类》)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学的》)又说:

无疑者须要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学的》)疑,是疑问,是提出问题。凡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第一步要能提出问题,第二步要能解决问题。能提出问题,是读书精细处,能解决问题,是读书有得处。但是一个初读书的人,往往不知何处可疑。须要读书既久,学养日深,才能由无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到无疑。“无疑者须要有疑”,是指提出问题而言;“有疑者却要无疑”,是指解决问题而言。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然后读书能有所得。我们既已虚心而且有所疑,但是还要能攻破大处,方可造到致精的地步。晦庵说:

学须先理会那大底,理会得大底了,将来那里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会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寻里面小小节目。(《语类》)晦庵又说:

学问须是大进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见那许多零碎,只是这一个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但大处攻不破,纵零碎理会得些少,终不快活。(《语类》)“学须先理会那大底”,“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方始有益”。这是晦庵读书有得之言。但是怎样才能攻破大处呢?晦庵以为须要以敬为主,收敛身心;须要虚心;须要能有所疑。因为收敛身心,才能专一;虚心,才能见理;有所疑,才能有所获。到这时自然可以理会大底,攻破大处了。晦庵说: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语类》)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这只有心专境一、仔细反复的人,才能做到。所以晦庵看重居敬,认居敬为致精之本。晦庵何以又看重持志呢?

我们只要看他论科举和读书两事,就可以知道。他说:

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

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全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语类》)

又说:

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耶?(《语类》)

有人问科举之业妨功否?晦庵答道:

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夺志。(《语类》)晦庵以为科举本没有什么累人之处,但是因科举而夺志,那就有累于人了。所以他特别看重持志两字。他说:

为学先须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学的》)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学的》)

又说:

孔子只十五岁时,便断然以圣人为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饥渴之于饮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学的》)

立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是须要下一番坚卓不拔的功夫,因为“才悠悠便是志不立”了。只有立志的人,学问才可以次第著力,假使“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所以晦庵认为持志也是致精之本。这是对于晦庵所说“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的解说。晦庵看重读书,正是看重穷理,也就是他的致知的功夫。

以上说明了晦庵致知的功夫。

再次,我们要研究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晦庵看重涵养,看重致知,同时也看重力行。他说:

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亦须一时并了。非谓今日涵养,明日致知,后日力行也。(《学的》)

又说: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语类》)涵养、致知和力行,只不过是一件事体的几个阶段,所以晦庵认为“须一时并了”。不过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知比学重要,行又比知重要。然而“知”和“行”终是不可偏废的。晦庵说:

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学的》)

又说: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如。”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语类》)为什么说“论先后,知为先”呢?晦庵说:

人之一身,应事接物,无非义理之所在,人虽不能尽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学的》)

又说:

须是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学的》)

“力行其所已知,勉求其所未至”,这是告诉我们知然后能行。所以晦庵肯定地主张“须是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语类》上有两段说明力行的话,颇切实:

时举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功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日:

“也缘知得不实,故行得无力。”或问:“力行如何是浅近语?”日:

“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日:“他只是见圣贤所为,心下硬爱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

力行,不重“硬行”,及重“当行”。“硬行”,是由于不明道理,“当行”,则能见得道理。所以一个知得不实的人,当然要行得无力了。为什么又说“论轻重,行为重”呢?晦庵说:

曾子之学,大抵力行之意多。(《学的》)

圣贤心事,今只于纸上看,如何见得?(《学的》)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学的》)

圣贤心事,不是一种空洞的话语,是他们在力行里面,所得到的实际的经验。假使我们仅仅在纸上看圣贤的心事,那一定要错看了。我们要把圣贤所说的话语,拿来力行,就自家身上推究,才能看出圣贤的心事。所以晦庵认“曾子之学,力行之意为多”。晦庵说明自己讲学的态度是这样:

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语类》)“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这是一种力行的功夫,只有在力行里面,才能够真有所得。所以他说:

文义乃是躬行之门路;躬行乃是文义之事实。(《语类》)因此晦庵下“行”的定义说:

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语类》)又说:

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学的》)“存之于中谓理”,是就涵养而言;“得之于心为德”,是就致知而言;“发见于行事为百行”,是就力行而言。晦庵认“行”是“发见于行事”,是“行之于身”,可见晦庵也很看重行。晦庵对于力行提出三个意见:第一是反躬,第二是务实,第三是存天理、去人欲。反躬是力行的功夫,务实是力行的要件,存天理、去人欲是力行的目的。晦庵说:

反躬以践其实。(《学的》)

原来反躬的目的,是在践其实。有人问,所谓格物致知之学,与世之所谓博物洽闻者,奚以异?晦庵答道:

此以反身穷理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至。彼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必究其极,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核其实,是以识愈多而心愈窒。此正为人为己之分,不可不察也。(《学的》)

格物致知,是一种为己的功夫;博物洽闻,是一种为人的功夫。前者“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至”,而以“反身穷理为主”,当然是“知愈博而心愈明”了。后者“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而以“徇外夸多为务”,当然是“识愈多而心愈窒”了。所以晦庵说: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语类》)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始得,这正是晦庵看重“反躬以践其实”之处。但是反躬的功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他说:

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功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功夫难。且如人虽知此事,不是不可为,忽然无事,又自起此念。又如临事时,虽知其不义,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觉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却终不肯做,是如何?盖人心本善,方其见善欲为之时,此是真心发见之端,然才发,便被气禀物欲,随即蔽锢了,不教他发,此须自去体察存养。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语类》)

体察存养,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体,最是一件大功夫。晦庵说:

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学的》)这种存、发、用、守的功夫,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怎样才可以做到呢?

晦庵认为只有收敛身心之一法。他说:

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十斤担相似,须硬着筋骨担。(《语类》)

又说:

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且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须是教义理心重于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见得义理自端的,自有欲罢不能之意,其于物欲自无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间,无所主宰,纵说得,亦何益。(《语类》)

在晦庵的意思,是叫我们收敛身心,都在义理上安顿,能够使精神常在这里,硬着筋骨去担负重担。所以他特别看重反躬,看重存养。无怪他说:

持养之说,言之,则一言可尽;行之,则终身不穷。(《语类》)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是非常看重务实的,我们只要看他临终时的一番谈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的精神。

朱子疾且革,诸生入问疾。朱子起坐日:“误诸君远来,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率下坚苦功夫,牢固著足,方有进步处。”(《学的》)

“相率下坚苦功夫,牢固著足”,这是晦庵的务实的精神,也是晦庵的成功的秘诀。晦庵曾自白读书用功之难:

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极苦。(《语类》)何以晦庵要如此地自苦呢?他说:

看来前辈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钝底功夫;今人以至钝之才,而欲为至敏底功夫,涉猎看过,所以不及古人也。(《语类》)原来晦庵之所以务实,晦庵之所以自苦,都是由于他的那种“牢固著足”,“做至钝底功夫”的精神而来。所以晦庵对寒泉之和昌父两人辞别时的赠言,只有务实两字。

寒泉之别,请所以教。日:“讲论只是如此,但须务实。”请益。

日:“须是下真实功夫。”未几,复以书来,日:“临别所说务实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学者不能进步,病痛全在此处,不可不知也。”(《语类》)

昌父辞,请教。日:“当从实处做功夫。”(《语类》)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务实的功夫呢?晦庵提出“克己”两字来。他说:

孟子更说甚性善与浩然之气,孔子便全不说,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复礼。到克尽己私,复还天理处,自是实见得这个道理,便是贴实底圣贤。圣人说克己复礼,便是真实下功夫。一日克己复礼,施之于一家,则一家归其仁;施之于一乡,则一乡归其仁;施之天下,则天下归其仁,是真实从手头过。(《语类》)有人问,圣贤大公固未敢请,学者之心,当如何?晦庵答道:

也只要存得这个在,克去私意这两句,是有头有尾说话。(《语类》)

“克尽己私,复还天理”,“存得这个在,克去私意”,这是晦庵所时时牢记着的。所以力行的功夫,结果不得不归结到他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上面去。他说: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语类》)

大抵人能于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则尽长进在。(《语类》)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语类》)

天理和人欲,是不能夹杂的。天理存,L欲亡;人欲胜,天理灭。我们做功夫的要点,就在于对此天理和人欲的界分上,能够立得住脚,加以一番体认省察的功夫,然后有所长进。所以他说:

《动箴》“顺理则裕,从欲惟危”两句,最紧要,这是生死路头。(《学的》)

但是天理和人欲之分甚微。他说: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学的》)又说:

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说几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说豫字。(《语类》)

惟其天理人欲之分甚微,故不能不看重一个几字。惟其辨别此几微之分的天理人欲,不可不早,故不能不看重一个豫字。晦庵说:

几者,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便须就这里理会。

若到发出处,便怎生奈何得。(《学的》)

微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学的》)

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恶可也。(《学的》)

又说:

戒惧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几。(《学的》)

戒惧,是“豫”字的功夫,是要防之于未然,目的在于“全其体”。

谨独,是“几”字的功夫,是要察之于将然,目的在于“审其几”。“豫”字是一种静的功夫,所以看重存养;“几”字是一种动的功夫,所以看重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