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著名的一条街道，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契科夫和高尔基都曾对其作过描写，因而导游安排我们游涅瓦大街。这条大街古朴、典雅而繁华。我们走进一家大商场，见货物琳琅满目，但多是巧克力之类的小东西，比中国的超市差多了。过了半个小时，看见外面下起了大雨。导游说，彼得堡的天气就是这样，刚才还阳光灿烂，一会儿乌云满天，就下起了大雨。广州的一位女同志借给了我们一把伞，我们冒雨去到滴血教堂前集合。这时候，又是雨过天晴，阳光灿烂。
晚饭后，我们即去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有几个拿着图片来兜售的人。导游说，这些人不敢理，你一理，他趁你看照片的机会，精神不注意，就会偷走你的东西。
我们都神情关注地围在一起。突然，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冲入我们的中间，要和我们交谈。导游劝阻，那妇人不听，非纠缠不行。导游急了，叫来了两位警察，才把那纠缠的妇女拉开。
6月22日早上8时，我们的列车到了莫斯科。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小屈继续当我们的导游，他说，今天经过多次交涉，才让我们参观克里姆林宫。但是，因为今天是6月22日，是俄罗斯的哀悼日，克里姆林宫管得很严，全国下半旗，悼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2000多万将士。我们先到克里姆林宫外的步行桥上，俯视克里姆林宫。这个角度几乎能看见克宫里的全景。五座塔楼，几个教堂，尽收眼底。这时，俄罗斯特许可以带领外国人参观克宫的女导游打来电话，说可以进入。于是，我们从一个小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看见伊凡大帝钟楼，圣母大教堂，报喜教堂，大天使大教堂，金碧辉煌，互相映衬，非常壮观。还看了世界著名的钟王和炮王。
遗憾的是，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入主克里姆林宫近70年，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全世界著名的、先进的工业国，而且带领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意大利、日本***，拯救了世界文明。但是，在这里，却不见这一段光辉历史的任何痕迹。这是历史的遗忘还是是非的颠倒，我想，时间是会做出判断的。
这天下午，我们去游览白宫，这是当年苏联政府办公的地方。1991年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危机。苏共以副总统为首的紧急情况委员会开会，要废除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位，宣布戒严；叶利钦动用武力，坐在一辆坦克车上，下令军队炮轰白宫，将白宫许多房子打垮了，打得破烂不堪。不过，这一手很厉害，使以副总统为首的苏共高层精英们害怕了，纷纷逃跑，从而粉碎了苏共恢复领导权的最后一次努力。后来，叶利钦从美国借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重修了白宫。因此，白宫可以见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美国、美元和叶利钦的军事政变，都是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我这次游俄罗斯，现场参观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们还参观了二战胜利纪念广场。这个广场很大，有一座198米的纪念塔，上面有俄罗斯军人的英雄塑像，有15个英雄城市的雕塑，显得雄伟而壮观。这一天正是俄罗斯全国哀悼日，广场上也下半旗。一群军人正在旗下排练节目，显得威武而雄壮。
傍晚时分，我们又到莫斯科机场，乘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中国。这次飞行了6个小时，我的双腿乏困，难以入睡，辗转反侧，均不舒服，快到乌市的时候，才打了个盹。由于时差关系，这时候，乌鲁木齐正是上午8点多钟，人们开始活动的时候。接待我们的小刘在车上宣布，大家一夜没有睡觉，今天的活动简单一些。广东的教师们不同意，坚持要按原先的安排去吐鲁番等地旅游，而且一个景点也不能减少。
旅行社说不过，只好按照原先约定计划办事。于是，我这个74岁的老头子，只好又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上了旅程，我老伴因感到太劳累，需要休息，留在了酒店。这一天，我们行车近千公里，跑到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沟、盐湖，看到了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达坂城风力发电站，参观了达坂城古镇，看了维族姑娘表演的“达坂城的姑娘”歌舞，又到一户维族葡萄园里与当地维族同胞联欢。盛情的主人，给我们介绍了葡萄干的制作技术和挑选技术，与我们同歌同舞，并介绍了当地姑娘恋爱的舞蹈语言。我们一直玩到了傍晚，回到乌市宾馆时，已经是11点多钟了。
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莫斯科的山水，圣·彼得堡的古典建筑，时不时地映入我的眼帘，幻化成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显现。我想，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者、实践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要打倒他、抹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在革命中犯有多种错误，甚至罪行，这更给资产阶级以抹杀的口实。然而，历史不容抹杀，事实胜于雄辩。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正面评价斯大林，就是现在的事实。
第二天中午我们乘飞机回到了西安。儿子、儿媳开车到机场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家里，使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温馨的生活。我为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而惋惜，但更为我们党有新的、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感到自豪！
11.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
斯大林了解毛泽东思想的过程，长期是一个谜。
斯大林热情地关心、支持、帮助中国革命，被毛泽东称为“导师和朋友”，但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却往往显得迟钝、犹疑和固执、落后，以致多次作出压抑、排斥的举措来。直至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时，他还怀疑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称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同志。
历史不是一笔糊涂账，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根本规律，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是可理解、可分析的。探讨斯大林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历程；考究其所以曲折、艰难、漫长的原因，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至对于促进国际共运事业的发展，都有现实意义。
斯大林认识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初次从文章中相识，承认毛泽东的革命业绩，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斯大林过去不认识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对斯大林进行猛烈攻击，追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责任。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指责，斯大林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和资料，其中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著作。那文章写得有理有据，观点鲜明，气势磅礴，生动感人，当时被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有俄文版也有英文版。这是《共产国际》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也是斯大林第一次读到毛泽东发表的重要论文。然而，由于相距遥远，他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时只采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某些事实，作为回击反对派的论据。如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论述“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时，斯大林回答说：“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然而，斯大林当时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观点，没有采纳毛泽东主张的那种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策略，也没有总结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的真正教训。
第二，强力推行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多次压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导致中共领导连续三次“左”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深入农村，武装割据，艰苦奋斗，领导党和革命军队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斯大林长期不理解、不支持这条中国人创造的独特道路，仍坚持脱离中国实际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并支持王明等人推行苏联模式、苏联经验，批判、压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说毛泽东的道路是“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甚至几次给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共在危急关头，在失去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情况下，才得以独立自主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三，默许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阶段。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之后，王明一伙不服气，1937年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国后，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钦差大臣满天飞”，从“左”跳到右，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关系中国革命领导权和中国革命路线的一场重大斗争。在那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历史，审时度势，忍痛割爱，甩掉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及时地派王稼祥回国，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领袖地位，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后来，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进一步批判了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应看到，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默许、支持，当时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也是很困难的。斯大林的默许、支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终于支持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时，共产国际威信很高，组织性强，纪律很严。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1937年王明回国时，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是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所以，他回国后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度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不久，王稼祥回国传达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指责王明的错误言行，这对于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全党的领导，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延安整风中，斯大林默许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容忍了中共对自己的批评。延安整风中受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错误，有许多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林对此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容忍了，并没有强烈的反应。在这以后，他虽然曾担心中共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是否是“第二个铁托”，但他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像对待南共联盟和铁托那样的粗暴、蛮横的态度。尽管毛泽东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支持、认可为主的立场。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这首先表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时，应该看到，从此以后，斯大林在实际上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不仅需要用高度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需要扭转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的习惯势力。斯大林这样做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求实作风。从而使中共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伟大任务得以实现，使中共七大得以胜利召开。
第四，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压制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国内形成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斯大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虽然有过支持和帮助，但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需要出发，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妥协上。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实行用武器、物资援助国民党，用马列书籍援助共产党的政策，支持蒋介石“合法政府”的统治。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一、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颁导。”1945年7月，斯大林在和宋子文会谈时，甚至让步到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