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斯大林
3345800000101

第101章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三七开”(16)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毛泽东主张自卫反击。斯大林威胁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就会破坏苏美关系。毛泽东不惧险,不信邪,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迎险而上,艰苦奋战,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在事实面前,斯大林反省了自己的认识,表示“内疚”,说“胜利分清了是非”。

第五,由怀疑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到承认毛泽东思想,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7月,***受毛泽东委托秘密访苏,对于帮助斯大林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具体结识,还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苏的这64天和不久以后发生的抗美援朝重大事件中。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围绕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筹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争论、切磋、会谈,终于订立条约,结成“友好互助同盟”。由于过去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一见面,斯大林特别热情、谦逊,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然而具有虎气豪情而又长期受压的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热情赞颂,他没有按照惯例说些表示谦逊和感谢的话,而是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给斯大林碰了个软钉子。斯大林当时不好发作,也机智地用“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等话语,扭转谈话局面,使会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继续进行。斯大林长时期对毛泽东心怀疑云,猜忌颇深。据当时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中记述说:“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但经过十个星期的接触、争论、会谈,斯大林不仅消除了怀疑、误会,而且看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因而建议毛泽东尽快把他的文章编辑出版,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情。”后来,斯大林又派理论家尤金来华,帮助编辑毛泽东著作。尤金到北京,把选编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寄送给斯大林看。斯大林读了,非常高兴,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议在联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计前嫌,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发展过程,从怀疑到信任,从压制到支持,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不愧为时代的巨人,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威力无穷。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13页)编者按:为纪念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六十周年,刘杰诚写了《毛泽东、斯大林和中共七大》一文,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延安召开的七大纪念大会上作了发言,受到了热烈欢迎。会后,被编入《纪念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后获得“世界科研学术成果特等奖”等多项大奖。

12.毛泽东、斯大林和中共七大

2005年6月11日,是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六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研究中共七大,如果从总结人类百年历史经验的高度,从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角度,运用比较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七大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它实事求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发展路线,确立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发展路线,不仅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东方,光照世界。

一、20世纪三次制度上的比较和较量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科技成果之多,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之快,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当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使人类进行了三次长期的、大规模的、制度上的比较和较量。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有较量,才有大发展。

这三种比较和较量:一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大比较;一种是社会主义体系中列宁、斯大林等人坚持的苏联模式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坚持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比较;还有一种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的从发动战争中找出路和罗斯福、丘吉尔等人从改革体制中找出路的比较。这三种比较交错进行,斗争复杂,以至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使和平和发展成为21世纪面临的两大课题,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向往的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1世纪经过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较量,取得世界性的胜利。

毛泽东与斯大林是这三次大比较中的重要人物。本文就是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写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这三次大比较、大较量中的真实情景,从而给人们了解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苏关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打开一个窗口。

二、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共七大路线上的分歧与斗争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七大是毛泽东思想全面成熟,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中共在毛泽东思想和七大路线的指引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但当时,斯大林不同意它,并因此而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矛盾、斗争,直到几年后莫斯科会谈,才结成同盟;抗美援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今年是中共七大胜利的六十大庆,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意义重大。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导师和领袖。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作过光辉的贡献,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作过宝贵的支持、援助,也有过错误的干扰。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也有分歧、矛盾和斗争。

这种分歧、矛盾和斗争,主要源自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七大路线的不同看法。众所周知,中共七大决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但是,斯大林却坚持苏联模式,不同意中共七大路线,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并因此而召回了他派驻延安的代表。从此以后,中苏两党的关系跌入了低谷。斯大林对于中共和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做出这么强烈的、不满的公开表示,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究其原因,和整个中共七大的筹备与召开有关,和中共七大的路线有关,也和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关。

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斯大林是个意志坚强,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革命英雄。他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回5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因而同志们给他起了“斯大林”这个名字,意思是钢铁的人。他在列宁的领导下,带领党和革命人民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接着他又提出了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战胜了千难万险,使苏联由一个穷困、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注目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930年前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培育了希特勒等一批战争狂人,要从战争中发横财,找出路,搞***主义。到1940年前后,希特勒德国***横行欧洲,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又灭亡了波兰,攻占了丹麦和挪威,战胜了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逼得强大的法国不得不向德国投降。那时候,欧洲人害怕要有一个新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世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丘吉尔多次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求救。斯大林带领苏联军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打败了德国军队,扭转了世界反***战争的危局。为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陪同下,给斯大林当面赠送了一把金光闪闪的“斯大林格勒之剑”。后来,斯大林又指挥苏军,在盟军的配合下,消灭了德国***,不久又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使他成了世界反***战争胜利的“三巨头”之一。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对中共六大十分重视。早在1928年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就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并和中国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一起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中共六大制定路线、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六大前夕,斯大林又约见中共几个负责人谈话,更具体地解决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这两个重大问题。当时,中共成立才八年,革命经验不足,理论根底不深,干部比较年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他们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谈话,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又要求见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忙,但觉得中国革命事关重大,便在6月17日以前,会见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在中共六大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亲切会见大会主席团的同志,耐心地听取了中国同志的介绍,然后循循善诱地分析情况,阐述观点,时间长达14个小时。

当时,许多人对什么是革命的性质,革命性质由什么来决定等问题搞不清楚,认为革命性质是由革命动力决定的,而不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斯大林指出:动力不能决定任务,不能把革命的动力和任务混同起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以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作比较,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才听懂了。

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是当时大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今后革命策略的重要问题。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人提出还是高潮,并论证说,中国各地都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还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用红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处画了几点浪花,并解释说:即使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也给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很大的启发。但是,斯大林从苏联模式出发,指导中国革命,往往造成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但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四、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可分三个阶段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而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隔长达17年,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创记录的。为什么?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时讲了两条:“七大应早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现在看得很清楚,除了“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两条客观原因外,中共领导层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共七大将要开成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关系到中国革命采用什么模式?走什么路线?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或者说,这和斯大林坚持的苏联模式与毛泽东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有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七大的筹备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时期。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上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王明一伙急于召开七大,是要正式确立他们的路线,确立他们在党中央的正式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志大才疏,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处处碰壁。四中全会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此后战事连绵,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又进行长征,无法开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