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师老第二次听审书稿。当听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师老发火了，严厉地质问我：“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坚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拿出了8本记叙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书籍，请师老看。并谈了自己的难处。
师老笑道：“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当时和我住在一栋大楼里。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的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避免以讹传讹”。接着，他又详细地谈了他与李德来华前后的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他谈得翔实而具体，很有说服力。
后来，我作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找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仲丽、王明等当事人关于李德来华身份的记叙，证明了师哲观点、记忆的正确，才改写书稿，论证了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并写了论文《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1992年党的十四大期间，《光明日报》发表了此文，引起了许多报刊转载、摘发，引起了社会重视。
师老对此，十分鼓励。他挥笔为我题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并多次语重心长地说：“写历史，干事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干事成功的诀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现在，师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精神、教导和高风亮节，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里，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陕西日报》1998年8月18日）
附录6.《华圣文化》载文：
我和祖国甘苦与共六十年
刘杰诚
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也是我在党的领导下由一个地主的放牛娃成长为中共党史研究员的六十年。我是党和人民的儿子，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甘苦与共，心心相印，感触颇深。
一、开国大典在农村
艰难困苦，玉成于汝。1933年8月，我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老庙乡东刘堡。少时家贫，小学毕业后给地主拉长工，打短工，当放牛娃，受尽了压迫、剥削，走投无路。1948年8月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走到洛川，在黄龙分区司令部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第三天，我被介绍到黄龙分区干部学校去学习。
参加革命后，我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感到一切新鲜，美好！人和人平等相待，官兵民众打成一片，生活虽然艰苦，但比我家还强，能吃饱饭。所以学习、工作很积极，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标志着我的新生。新中国，给我插上了腾飞的双翅，使我宏图大展。从此以后，我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学习、工作，锻炼自己，不久，被任命为黄龙分区干部学校团委副书记，工作干得有滋有味。
1949年秋天，组织上派我到黄陵县搞土地改革，任工作组长，帮助贫雇农翻身解放。一天，区上通知开会，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成立了。我们和贫下中农代表、基干民兵一起去到区政府广场上。见那里红旗招展，人群如潮，锣鼓声、唢呐声彼伏此起。各村的工作组和贫下中农代表站在一起，唱歌、呼口号。有的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突然，大会主席宣布：北京的大会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听广播。
所谓广播，是一台旧收音机。它使人们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听到了庄严的国歌声，听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唢呐声吼成一片，表达着人们对新中国的祝福和企盼！那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藏在我的心底，不时会闪现在眼前，使我感到无比自豪，奋发图强！
二、十届国庆办展览馆
1953年春，我被调任黄陵县团县委书记，后任延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团委书记、延安团地委学校和少先队工作部长等职。我先后在延安工作15年，跑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调查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访问了吴岱峰、王世泰、师哲、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老领导、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少先队员，搜集了游击队旗、榆木炮、少先队旗、儿童团旗等500多件历史文物，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灵魂震撼。调查研究出智慧。我把调查的材料，整理成革命故事，到各县中小学去宣讲，青少年们都爱听。往往是我讲得热泪盈眶，同学们听的泪流满面，纷纷要求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书或办展览，供大家看。后来，在中共延安地委领导下，我和十多位青年团干部一起，在延安二道街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办起了一所“延安少年儿童革命斗争展览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庆龄、林伯渠为展览馆题写了馆名，并题词：“秀俊钟圣地，努力爱春华”。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我的第一部书稿，在北京《红色少年》刊上连载了五期，取名为《刘志丹少先队》，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评为1959～1960年度全国优秀少年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第十届国庆，我主持创办的《延安少年儿童革命斗争展览馆》在6月就正式在延安开馆展出。由于党的领导、社会重视，展览多年，有10多万人和40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得到了广泛好评。
三、大风浪里炼红心
1960年秋，我被调任延安歌舞剧团党委副书记兼艺委会主任，后又任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业编剧。我喜爱艺术，更爱好创作，初到此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准备大干。但是，一场始料不及的灾难，迎面袭来了！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康生一伙趁机兴风作浪，组织大量文章，批判李建彤同志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后来，又掀起了一股“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狂风恶浪。凡是与《刘志丹》小说有关的人，甚至于写过有关刘志丹作品的人，大都被批判、斗争、惩处，甚至被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劳动改造，陕、甘两省因此而受到株连者竟达一万多人。我和《刘志丹少先队》一书，很快地便成了批判的重点。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造反派批判我，要我交待“黑后台”，我说我访问的都是老革命、老红军，是“红军领导”，是红的，没有“黑后台”。你们把红当黑，黑红颠倒，黑白不分，岂有此理！气得造反派拳打脚踢，刷大标语：“打倒反党黑作家刘杰诚！”“打倒彭高习的吹鼓手刘杰诚！”接着是抄家、挂白旗！我人格被辱，痛不欲生！
时间是公正的裁判员。不久，党中央粉碎了林彪、江青、康生、四人帮反党集团，拨乱反正，革命的文艺解放了！《刘志丹少先队》不仅被平反，恢复名誉，而且又多次再版发行，并被翻译成朝鲜文出版了！
我受到鼓舞，创作的激情更高了。后在20年的文艺创作中，创作了《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戏迷新传》、《化雨春风》、《赵兴龙》、《两张契》、《三件宝》、《渭水新潮》、《再战苍龙岭》等歌剧、秦腔、歌舞剧等剧本，部分在陕西省、西北大区会演中获奖。有的还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给党中央领导演出。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奖励。
1965年10月，1999年10月，2004年10月，为了庆祝新中国诞辰，中央调集了一批文艺节目进京演出。《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作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保留节目，先后多次到北京、上海、广州、新疆等地演出，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好评。
四、改革开放创新路
家乡是我生命的摇篮，创作的源泉。1978年秋，我回家探亲，见村里正在搞“穷过渡”，乡亲们叫苦连天。我和三弟刘兴杰一起在村里调查，发现那是由于上级瞎指挥，把生产队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升格为大队核算。于是，我以三弟刘兴杰（农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看看穷过渡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发表在1979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1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知：《一定要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副题是《答复刘兴杰同志兼告各地县委》，说“刘兴杰同志批评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原来，这时候，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陕西省委公开接受读者批评——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全国很快地纠正了“穷过渡”风。
1982年秋，我又去农村调查。这时候，东刘大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由大队核算又改成了生产队核算，接着又实行了大包干。许多老农兴奋地说：“大包干，大丰收，大变化！这是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好光景！”
我把这次调查的情况，写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文，讲述“穷过渡”前后东刘村的变化，发表在1982年10月18日的《陕西日报》上。《陕西省志》第四十七卷中记述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