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这个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5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4月12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4月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意义。他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概括为六点，即：解放农民、增强农业生产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斯大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毛泽东则始终坚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不赞成搞土地国有化。其原因，毛泽东在4月19日阐述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不仅可以解放农民，而且可以“保护革命”。他说：“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获得生力军，“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为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的迫切心理，因此而长期对毛泽东猜疑、不满，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客观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农民运动迅速地遍及十七个省区：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陕、热、察、绥的山川平原，有组织的农民达到800多万。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同时，工人运动也很快地出现了高潮。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高涨的重要标志。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于3月22日解放了上海。接着，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伺机反扑。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结合，勾结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者，准备反革命政变。4月3日至5日，汪精卫来到上海，蒋介石、张静江等十余人同汪精卫连续举行秘密会议，达成了一些反动协议。4月6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反革命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市政府职权，从而篡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政府的权力。当时，上海工人运动高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带领80万有组织的工人，万众拥护，实力雄厚。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蒋介石叛变的阴谋熟视无睹，一再退让，麻痹工人斗志，涣散工人组织，并为蒋介石的阴谋辩护。蒋介石也利用这一点，在政变前夕，还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他亲笔题词“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表示他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4月12日晨1时，由蒋介石指使的青洪帮流氓打手为先锋，冒充工人，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蒋介石事先布置的反动军队，乘机出动，收缴了工人武装，打死、打伤300多工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蒋介石的反叛罪行，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无比愤怒。4月12日，上海总工会发出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开罢工大会后，前赴后继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开了50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前往龙华北伐军总指挥部请愿。4月13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宝山路天主教堂周凤岐26军2师司令部请愿。该师按照蒋介石屠杀的密令，用机关枪向徒手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打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
蒋介石的大屠杀，从4月12日至15日，连续4天。工人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失踪者50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表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退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当时，他正在武汉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刚刚组成，就听到了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的枪声。毛泽东立刻联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敦促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强烈的反对和声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的第一集团军全部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当时，武汉政府管辖下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这些省区的群众运动还在蓬勃发展，并且还有十几万正规军队和许多工农武装。革命虽然危急，但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群众。他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这时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1000多万，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形成声讨蒋介石叛变、巩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当时扭转时局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和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一起，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然而，蒋介石是耍两面派手段的能手。他常常以他那伪善、“进步”、“革命”的假面具，欺骗那些好心的或者不大了解情况的人。斯大林由于相距遥远、脱离实际，多是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派人了解的情况中分析问题，所以一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估计过高。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在阶级分析上，采用公式化、定型化的方法，把人定死了，忘记了人是会变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1926年‘三二〇’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迁就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造成了重大损失。1927年3月，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挥起屠刀，接连制造了暗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等等事件，引起了社会不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连续发了《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赣州各工会代表团请愿书》和《南北妥协》等报道，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苏联《真理报》却于3月15日发表了《蒋介石宣言》，副标题是《拥护党对军队的领导》，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打掩护。《真理报》又发表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公开驳斥有关蒋介石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报道，吹捧“蒋介石是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党的领导的”。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真理报》的吹捧而转向革命。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3月26日，蒋介石到了上海，立刻与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勾结，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在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他强调说：“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且“断绝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但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在3月30日发表的《上海工人的胜利》一文中，却说：“现在说国民党分裂和上海无产阶级同革命军对立是绝对地不正确的”，“蒋介石本人已经宣布他们服从党的决定。像蒋介石这样的革命者不会像帝国主义所说的同反革命分子张作霖结成联盟去反对解放运动”。
第一，蒋介石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隐藏或埋藏所有的武器，以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布哈林解释说：“隐藏起武器不更好吗？”右倾错误的指导，解除了革命的武装。
第二，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过分地强调外因，没有剖析清楚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两面伎俩。直到1927年7月27日（早在7月15日），汪精卫已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斯大林还认为武汉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他写道：“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
这两条都是强调外因，强调工人运动规模过大使资产阶级恐惧，强调帝国主义在上海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作用，而忽略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毛泽东则不这样看。他认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这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他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他写道：“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1927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研究国共两党的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他写道：“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蒋介石在1927年前后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毛泽东的分析从阶级基础、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高度上，揭示了蒋介石国民党变化的本质，因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做到了准确、有力，击中要害。而斯大林由于长期不能抓住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所以往往存在幻想，他的这些错误认识给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在实际斗争中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