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未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却把团结依靠的对象很快地从蒋介石转向了汪精卫及其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但斯大林不是要中共提高警惕与武汉政府的反动倾向作斗争，反而批评中共对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他不加分析地把武汉政府称为“革命中心”，要通过武汉政府去实现土地革命。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电告国际：“国民党领导决定反对土地革命，不惜为此而同共产国际决裂”。斯大林复电说：需要“克制”，现在进行斗争，意味着真正的失败，而克制就能赢得时间，有增强力量的可能，为晚些时候进行斗争创造胜利的条件。斯大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支持汪精卫和武汉政府。5月24日，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的当天，武汉政府就发布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命令。斯大林的克制没有使革命力量增强，倒使汪精卫勾结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宁汉合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惨败。
第三，在如何估计形势，如何对待蒋介石叛变的问题上，斯大林脱离了实际。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来说，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斯大林写道：“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那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毛泽东不是这种看法，他善于分析矛盾，处理矛盾，知道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但他认为变化要有条件，要有个过程，不可主观急躁，揠苗助长。毛泽东写道：“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已被蒋介石“打击”得“很小了”。要“壮大起来”，一要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二要“逐步地”来。
他还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写道：“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
斯大林那种不合实际的形势估计和理论分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
斯大林的影响是巨大的。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开了半个月，主要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前和大会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斗争。但是，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领导，压制正确的批评，致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重视，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斗争没有充分进行。在小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正确方针，但却为陈独秀所拒绝，根本没有交大会讨论。毛泽东还被陈独秀等人排除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这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由于党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面对蒋介石大屠杀的血雨腥风，眼看党的五大仍然不能改弦更张，力挽狂澜，预感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将要遭到失败的危险，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个人漫步到长江岸边，登上黄鹤楼，远眺华夏大地，俯视滚滚长江，吟诗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第一章斯大林再次拜会毛泽东，当场同意改称同志勿称“先生”“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和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优点缺点，恰当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过限，机智地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自强而不自大、自尊而不自专、自爱而不自私、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沉着而不寡断、机警而不多疑是很不易的。
毛泽东在早期、中期颇有自知之明，多次批评、拒绝别人企图把他说成“全才”、“天才”、“超人”、“神人”的尝试，反对为他“祝寿”、“颂功”，并不许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自己的名义外出活动。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莫斯科了，他也返回莫斯科。次日，周恩来从辛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
这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开展工作。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的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宇不凡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这是10年后周恩来的再次赴苏。上一次是在1939年6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从延安到苏联来治病，在莫斯科住了8个多月。现在，他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的。同车到达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等。周恩来一到就来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事。过了一天，周恩来从较远处的别墅搬来，住在毛泽东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样，便于及时与毛泽东商量问题。
周恩来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一到莫斯科，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到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指导李富春率领的那一批人进行工作，还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这时候，斯大林又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谈的意见。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生性多疑的斯大林，这时更加谨慎小心。他派人把师哲叫到他的办公室，要师哲同志把他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打算和愿望。毛泽东笑着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师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哈哈大笑。是的，他对这位中国领袖的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赞赏。
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会谈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周恩来祝酒，向大家祝酒。之后，斯大林又破例地举起酒杯，再一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中苏友谊而努力，为中苏友谊而于杯！
斯大林喝了两杯他的特制酒，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他说他和毛泽东先生过去没有见过面，这次一见如故，谈得很好。又说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不仅值得庆贺，而且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学习，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多谈谈。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侃侃而谈。他认为斯大林说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说他过去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形象的概括，是指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曾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苏联的模式，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了绝境。所以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赞赏，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提到毛泽东时，又一次在毛泽东的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
师哲忍不住了，翻译完斯大林的话之后，他紧接着提了个问题。他的态度虽很谦和，很诚恳，但却开门见山：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泰然自若地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笑着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的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斯大林一下子怔住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而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这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当场提出来的。沉着老练的斯大林，一时也显得有点窘迫。
在场的人都有点紧张，几十年了，谁敢向斯大林这样“将军”呀！苏联领导人都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泰然自若，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聪明、机敏的斯大林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师哲，立刻笑了。
这次会见后的多次交谈，使双方都增进了了解，自己怎么能继续无端地怀疑同志呢。只见他眼睛一亮，很快扫去一刹那间那紧张的窘态，对毛泽东歉然一笑，认真地点点头说：“对，是同志，是同志！”
接着，斯大林转过身来，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马上改称同志。”说着，斯大林又转过身来，率先垂范，对毛泽东笑着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继续谈吧……”会谈的气氛更活跃了，更融洽了。
会谈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不仅证明了斯大林的“怀疑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斯大林还是讲理的”，而且也证明了斯大林确实怀疑过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害怕工人”，是不是真正的“同志”。同时说明斯大林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毛泽东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的确，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为此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毛泽东和斯大林围绕这个问题也曾进行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
斯大林热情地帮助中国革命，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远隔万里，关山重重，对于复杂多变的中国情况不可能深入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充分掌握，因而，他的主意、办法和意见，不仅往往脱离实际，而且由于他的固执和粗暴，曾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就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二个阶段，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导致了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一系列政策、策略上的“左”倾。
发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斯大林把蒋介石和汪精卫看错了。他把蒋介石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蒋介石、汪精卫陆续叛变革命以后，他就不能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不能正确地指明革命应该依靠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因而，接连发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