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时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代表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另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印度人罗易。鲍罗廷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他与陈独秀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从而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罗易则反对这种意见，主张共产党应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5月4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等高级官员专程莅会听讲。罗易说：“共产党正式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
这番话，就等于告诉汪精卫等一伙人说：“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接管你们的政府。”狡猾的汪精卫听了罗易的话，装得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不久，他就公开叛变了。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系统地谈了他对当时事变的认识。斯诺写道：“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点名批评斯大林，但他知道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不切合中国实际，知道鲍罗廷和罗易都是按斯大林的理论、意图来办事的，也知道斯大林领导着第三国际。因而他说：“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无权不接受。”实际上，说明了斯大林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人。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由工农大众做主人的道理。他幽默而形象地说：关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927年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上，有人主张由湘南工农武装，编军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表示反对。他明确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他进一步阐述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上山”的主张。“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到处是白色恐怖，反动派到处残杀革命者。到1927年6月底，湖南的共产党员、工会农协干部及国民党左派被杀害者达500人以上。毛泽东曾在6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湘潭、衡山等地的农村奔走，了解工农武装情况，恢复党、团、工会、农协等革命组织，并领导湖南省委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明确地提出了“推翻唐生智统治”的目标。这样，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各地通过“上山”，保存和隐藏了大量的工农武装，约有2000多支枪，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受到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重视。早在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星夜直奔长沙。他先后到长沙清泰乡进行土地问题调查，安排杨开慧母子坚持地下斗争。18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对秋收起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会者发言踊跃，各抒己见，争论也很激烈。毛泽东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既反对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意见，也反对没收全部土地，特别是把土地收为国有的要求，提出并且论证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的主张。这个主张，集中了省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比他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更全面、更具体，比他前两天在清泰乡调查、草拟的土地纲领更周详、更可行。
会议讨论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议最后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很快地深入到株洲、安源、萍乡、浏阳等地，组织工农力量，准备举行暴动。一天，毛泽东一行三人走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突然，树林里一声大喊：
“不许动！”
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两边的山林里跳出了七八个团防兵，一支支黑乌乌的枪口，瞄准了他们三个人。
毛泽东感到像当头挨了一棒，眼前发黑，几乎跌倒。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同志、战友被枪杀了，自己肩负着党的委托、工农的期望，奔赴乡村组织秋收起义，如今起义未起，自己却倒在敌人枪口之下，今后革命怎么办呢！
一个手提短枪的队长大声命令：“抓起来！”团防军一拥而上，把毛泽东他们逮捕起来。毛泽东向那位队长说好话，说他们是过路的客商，希望放了他们。民团队长很凶，眼睛一瞪，命令把他们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这不是威胁，毛泽东知道。在湖南，已经有好几百人被这样押去处死了。路上，毛泽东悄悄地从一个同志手中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员把他们释放。他知道民团的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当兵吃粮为了生活，给他些钱，会放人的。
走了一段路，拉开了距离，队长落在了后边。毛泽东趁机把钱送给了身边的两个士兵，低声劝他们放自己逃走。并说：“我遭到枪决，于你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还是放我走吧！”
两个士兵都同意放走毛泽东。可是走在后边的民团队长一见毛泽东和两个士兵咕咕哝哝，心生猜疑，追了上来，命令士兵严加看管，决不允许一个人逃跑。刚升腾起的希望，刹那间又破灭了。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抵达铜鼓后，毛泽东住在准备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驻地——铜鼓县城萧家祠。他不顾疲劳，没有歇息，就召开了三团干部会，并且在会上讲了秋收起义的意义、领导机构和行动计划，接着，他又和团部的几位负责人研究决定了进军的具体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