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中共六大十分重视。早在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就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并和中国代表向忠发、李震瀛一起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中共六大制定路线、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六大前夕，斯大林又约见中共几个负责人谈话，更具体地解决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这两个重大问题。当时，中共成立才8年，革命经验不足，理论根底不深，干部比较年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到莫斯科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他们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谈话，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又要求见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忙，但觉得中国革命事关重大，便在6月17日以前会见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中共六大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本来，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问题，曾经发表过意见，这在本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联的托洛斯基等人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散布了一套错误的理论。否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认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企图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进一步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逐渐走向取消主义的泥沼。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必须重新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革命路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实践的需要。斯大林花了14个小时，耐心地听取了中国同志的介绍，然后，循循善诱、分析情况、阐述观点，主要谈了当时争论较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个是革命的形势问题。
当时，许多人对什么是革命的性质，革命性质由什么来决定等问题搞不清楚，认为革命性质是由革命动力决定的，而不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斯大林指出，动力不能决定任务，不能把动力和任务混同起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以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作比较，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才听懂了。
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是当时大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今后革命策略的重要问题。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人提出还是高潮，并论证说，中国各地都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还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用红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处画了几点浪花，并解释说即使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
这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也给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很大的启发。
周恩来写道：“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没认识，仍然搬用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把“争取群众的任务”，当成“就是武装起义的任务”，把“实行武装起义”看成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曾告诉师哲说，听了六大决议的传达，他当时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六大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定准了，忧的是大会对于党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对于需要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一关键问题认识不足，看不到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艰苦的红军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在农村长期地积聚革命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大，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听了六大精神传达之后，他就开始了尽力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正确地解决六大未曾解决或未曾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工作。
首先是大力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连续粉碎了湘赣军阀的三次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5月4日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人数约1万。12月，湘鄂赣边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合，声威大震。江西和湖南的军阀互相勾结，集中重兵，在井冈山周围修筑了许多据点，进行封锁和围攻。毛泽东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决定由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进军赣南，在大柏地利用地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溃了尾追之敌两个团，俘敌8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接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很快打开了赣南地区的局面。随后又挥师入闽，开辟新的地区。这年元旦，毛泽东还带领红军，高举红旗，跋山涉水、奋勇前进。富有革命激情的毛泽东，看见那革命红旗迎风招展，红军战士意气风发，当即写了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进入福建省后，在长汀附近消灭了土著军阀郭凤鸣旅，占领长汀，威震闽西，大大地鼓舞了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的斗争情绪，然后又回师入赣，直奔广昌。路上，风雪迷漫，红旗漫卷，虽强敌尾追，军情急迫，但战士们斗志昂扬，歌声朗朗。毛泽东触景生情，又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后来，红四军三次入闽，先后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旅、卢新铭旅，占领了长汀、上杭、武平、龙岩和永定等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8月，红一军团又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组成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后来，又与***领导创建的红十军及赣东北合并，组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大力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大力阐发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强敌残酷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则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把苏俄的城市武装暴动绝对化，也怀疑农村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当时全党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的：“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圆满的答复，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创造性地、全面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28年到1930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阐明了当革命力量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击败以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依靠党的正确领导，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逐步发展和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