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有五个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反革命营垒里充满着矛盾，因而使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发生、坚持和波浪式地扩大。“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还指出，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有回旋余地，便于农村根据地的存在。
第二，大革命影响的存在。毛泽东指出，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的许多地方，曾经有工会、农会组织的地方，革命群众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所以红色政权可能发生并长期存在。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了，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新旧矛盾的扩大和加深；另一方面，革命的基础仍然是深厚的，是能向前发展的，这样，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斗争，就像干柴一样布满了全国，它将不可避免地会燃成熊熊的烈火。因此，红色政权能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长期存在和发展。
第四，有支持红色政权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毛泽东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领导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结合实际，深刻分析，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很显然，毛泽东批评坚持斯大林路线的同志犯了革命急性病。大革命刚刚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就要求“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要求把“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是不是太性急了？是不是脱离实际？值得研究。
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当中国革命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击败，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时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承认革命在城市的暂时失败，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组织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然后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然而革命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这条道路如何走？红色政权怎样发展？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从武装斗争来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正如毛泽东说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的武装，土地革命便不能有效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放弃了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土地革命遭到了反革命武装的镇压。同样，没有武装或武装不够，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存在。革命根据地是要用武装来开辟、创造和巩固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十分重要。要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必须依靠武装，放手发展红军战争。
第二，从土地革命来说，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红军士兵没有来源，红军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武装斗争就会失败，革命根据地也会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巩固。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进行武装斗争，要建立农村根据地，要“有很好的群众”，就不能离开土地革命。
第三，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来看，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靠，“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就不能巩固，不能坚持，武装也会没有根底，就会变成流寇式的武装，没有后方，缺乏给养，不容易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不要根据地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
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必须紧密结合的思想，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采取一块块地打碎和一块块地建立的办法，用枪杆子和农民运动结合创造了一个个区域性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然后又把分散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包围城市。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训练干部，建立政权，为全国革命的胜利积累经验，创造了夺取和领导全国政权的条件。毛泽东的这种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革命的理论，先进的思想要掌握群众，变成广大群众革命的运动，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宣传、发动、组织、教育等工作。当时，在党的干部和红军队伍里反映出大量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建设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建军两年多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对于后来整个党和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他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它们产生的来源，指出其危害，提出了纠正之法，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同时，他又强调必须进行党的组织建设，“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增强党的观念。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党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
毛泽东认为，人民军队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必须为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毛泽东写的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偏向。他规定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后来改为生产）的三项任务。毛泽东写道：“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制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和建军路线，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即使处于农村环境，在工人成分不多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性，从而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建军学说。
正确的思想一旦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展很快。从1928年到1930年，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地区已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甘肃以及四川、江苏等省的300多个县份，先后创建了大小不等的15个革命根据地，总人数约达10万。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赣东北）等区，遍及江西全省和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等省之一部分地区，威震华夏，形成了一支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坐卧不安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