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革命的任务是争取在湘鄂赣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红军进攻这几个省的中心城市，不承认有全国性的抗日形势。这样就不自觉地把组织全国性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放过去了。1月间，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汪精卫改组派复辟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受到镇压和破坏。6月，蒋介石又组织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又暂时低落下去。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率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王明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们仍不信任。身居莫斯科的王明谈到蔡廷锴时说，“只有在我可以向他的脸上吐唾液时，我才跟他握手”。他们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纲领上、政策上、口号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样反革命的，说“它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被敌人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也中断了。
第二，集中火力反右倾，排斥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当时，“左”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是，王明一伙却强调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他们把反右倾、反调和作为一根大棒，到处打人，以实现其所谓“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只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他们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们根本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强调全国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高潮日益增长”，“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他们提出了一条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王明一伙在“左”倾是主要危险的时候，用“反右倾”、“反调和”的大棒打人整人、排除异己的做法，也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于当苏联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1925年，斯大林高瞻远瞩，及时地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性的任务，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强调“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复杂的情况和经验，采取了与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史无前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33年1月斯大林向联共中央报告说，苏联已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1100万增加到2200万人，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至1933年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而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却降到1929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德国工业降到66％，法国工业降到77％。由于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有2400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痛苦。当时，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伟大的成绩和多方的颂扬，使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他越来越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而且作风粗暴，往往把反对他的意见的人打成“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反革命”，开除出领导机关，对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直至处死。布哈林、李可夫等人都是由于和斯大林意见不同而遭“无情打击”的。1932年1月18日夜，斯大林的妻子娜佳因对他的粗暴行为不满，也用一支左轮手枪自杀了。
斯大林的思想、言论，往往以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现。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主要是讨论了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某些国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的前提不断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全会把“联共（布）党彻底打垮右派分子”、“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粉碎了右派集团和调和派集团”誉为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以来“最重要的成绩”。全会继续强调反右。
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要求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无理指责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开始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其实，王明早在他的“左”倾纲领《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中，就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他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说“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分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对于在革命斗争中创建起来的红军，王明认为差不多“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着党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发展的”，而不是“真正的红军”。对于土地问题，它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
1931年4月中旬，王明掌权的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他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决定对于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土地，只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耕种，这是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在中央苏区贯彻的开始。会议虽然传达了王明“左”倾主义，但由于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王明那一套未能全面贯彻。
王明掌权的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于8月30日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严厉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根据这个信的精神，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抹煞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不顾敌强我弱、红军作战战线不能固定的实际情况，指责红军是“游击主义”。把毛泽东在长期反“围剿”斗争中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说成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的产物，提出“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会议还错误地提出把红军中出身于地主、富农、商人家庭的人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肃清，提出了“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这样，既打击了那些有实战经验、有指挥才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军骨干，又在唯成分论的思想指导下，提拔了一些没文化、水平低、力不胜任的工人到领导岗位。会议还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议强调，“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上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这次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使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贯彻。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再次攻击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是右倾“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会后，调毛泽东去做政府工作，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来，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1933年1月，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往苏区。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推行“左”倾政策，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把罗明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张，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3月，他们又批判了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打击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