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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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钦差大臣”篡权妄为,革命领袖屡遭诬陷(3)

第三,肃反扩大化,伤了党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中共党内开展的肃反运动同苏联的肃反一脉相承。苏联的肃反工作从20年代末就开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30年代初在托洛斯基分子中间和“民族主义倾向派”内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苏联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康生一伙,照搬苏联肃反经验,在中共党内大搞“左”的肃反运动,并利用肃反排斥异己,陷害无辜,让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领导,以“叛徒”、“特务”、“托派”、“AB 团”、“改组派”之名,大搞逼供信,诬陷和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和重要干部,结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伤了党和红军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了100%,红区的力量损失90%,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25000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有力地帮助了蒋介石。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此时,毛泽东虽然被排斥出中央红军的领导,但周恩来、朱德等仍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在黄陂、东陂等地,歼敌三个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方法,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博古、李德拒绝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的方法,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这时,福建事变爆发,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不得不抽出兵力去镇压十九路军。

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突破敌人堡垒线,到外线进入江浙地区,将防御转入进攻敌人的后方重地,迫使蒋介石军队回援江浙,红军既可粉碎“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不这样做。正如毛泽东说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打垮十九路军后,又调回部队加紧围攻红军。毛泽东认为应把红军主力调出,向湖南中部挺进,跳到外线,调虎离山,把江西敌人调到湖南消灭之。博古、李德不用此计,采取全线防御,和敌人拼消耗的战法。毛泽东说:“此计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大转移,进行长征,但是政治上没动员,行动上无计划,突围时又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带着大量辎重,行动迟缓,使大量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无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尽管红军英勇顽强,接连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但损失十分惨重。出发时红军8万多人,到遵义时只剩下3万多人了。

当时,红军在军事上的主要指挥官是李德。博古(秦邦宪)虽是党的总书记,但他不太懂军事,在军事上主要听李德的。正如周恩来说的:“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这是清楚的,毋庸赘述。但是,李德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怎么篡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师哲再三叮咛,要作者在这里多写几笔,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师哲说: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1932年到中国,1939年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经过我都了解。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就和我住在一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我都了解。作者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上有关李德的注释给师哲看,并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中国革命史简明词典》上有关李德的条目给师哲看。师哲看了两遍,认真地说:“这两本书上的注释和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据我了解,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互有勾结。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很残酷,见到可疑的人就杀,但因德国和日本是协约国,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可是,李德在东北待不住,到上海去玩。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回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同学们就把李德介绍给博古。博古当时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听李德说他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便请为顾问,大加吹捧,逐渐地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并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师哲说: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到莫斯科,和我一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幢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教育,才加入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来华的真实情况,作者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的《王明评传》,查阅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决定派李德到中国作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李德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

看到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红军将士不断伤亡,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日夜操劳,想要力挽狂澜,使革命少受损失。然而王明当权,李德横行,条条妙计均被拒绝,他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心急火燎,病累交加,几天卧床不起。他勉力支持,跟队长征,然而身体虚弱,步行艰难。组织上决定要他坐着担架赶路。那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有弹性,又轻便,两个人抬着,走起路来上下晃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党的有些高级领导人体弱有病,无法行路,就坐在担架上长征。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就是在长征中,在担架上,在篝火旁,交换意见,讨论政治问题,研究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和王稼祥等的探讨,对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初期,他体弱多病,步行困难,坐着担架,和毛泽东一起赶路,形影不离。晚上宿营,他和毛泽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共同分析江西所发生的事情,讨论长征途中的大事,研究如何才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

通过交谈,王稼祥感到毛泽东不仅了解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感到毛泽东出的一些主意是非常好的,可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纳呢?他几次找李德交换意见,也坦率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做法。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且引用马列主义词句,夸夸其谈,反而对毛泽东还提出很多意见。怎么办?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危机,目睹红军指战员在转移前后的惨重牺牲,耳听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想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个强烈的信念在王稼祥的心里逐渐成熟:下决心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王稼祥把自己的看法、设想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沉思地说:“形势是很严峻!可你这么设想,能行吗?”“行!能行!”王稼祥爽朗的回答。这位平常多思少言、有谋善断的人,一旦拿出了主意,便显得干脆、利索。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哇!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

王稼祥知道毛泽东被王明、李德等人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处境很难,看见许多决策错误,却没有发言权。于是,王稼祥找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研究措施。

红军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还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研究解决了红军的组成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从此以后,毛泽东成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必须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成熟。尽管王明攻击说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这样看。1935年8月20日,陈云和陈潭秋、杨之华等7人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等情况。共产国际称赞中国共产党灵活地正确地领导了国内战争,成长出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这样一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的领袖。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更加支持毛泽东了。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扶持王明上台误党祸国的国际“保姆”米夫到哪儿去了呢?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黎明与晚霞》一书中说,1937年秋在莫斯科,王明曾对王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得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王明得意忘形,开始挖苦嘲笑他的上司,岂不知历史的审判官正在注视着他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