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都是赞成的。所以，1936年1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湛小岑谈判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相提并列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1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领导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创造了立脚点和出发点。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军委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反蒋。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林育英于11月下旬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决议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规定了党的若干政策，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建立世界反***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却有着许多分歧，其中主要者有三：一、毛泽东与中共的“抗日反蒋”和斯大林的“联蒋抗日”。本来，经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意的《八一宣言）中，就有“抗日反蒋”的表述；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共产国际七大后，王明在《救国时报》上也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说蒋介石是现代“中国的秦桧、张邦昌、曾国藩”，他“杀同胞以媚外，出卖祖国而求荣”，“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民和红军的主要敌人”。
当时，德意日***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数百万军队，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陈果夫去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苏联也表示友好。陈果夫回国后，就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正式公布。这时候，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因此，共产国际1936年7月召开的执委会议，主张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统率全国军队，结成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反日联盟。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关系的改善，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并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改“反蒋”为“联蒋”方针。这时候，毛泽东还主张“反蒋抗日”，不仅在1935年11月28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反蒋抗日”，而且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又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并提，继续主张“反蒋抗日”。因为，《八一宣言》发表时，中共正率领红军在长征路上苦斗，蒋介石调集几百万军队前堵后追，企图歼灭这支人民的武装。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仍然集中数十万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怎么能“联蒋”呢？那时如果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蒋介石搞统一，就是向国民党缴械投降，就可能犯第一次大革命时右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反蒋抗日”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的“联蒋抗日”则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安全考虑的，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无条件的“联蒋抗日”。从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到西安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口号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当时的形势有三个显著变化：一个是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表面化了。在“华北事变”后，英美为了自己在华北华南等地的利益，对日本采取了公开谴责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中说：“在这个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联着，相当多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二是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尖锐化了。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和对华东、华南的经济掠夺，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矛盾迅速激化，加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三是以前一段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看，“反蒋抗日”不如“逼蒋抗日”更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势力。蒋介石是国民党首领，反蒋会使国民党内部很多想抗日的人为难，如张学良只同意抗日，不同意反蒋，他提出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放弃了“反蒋”口号，并于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宣布了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毛泽东和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以中共领导的广大人民为主，团结各种抗日救国力量逼着蒋介石集团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就是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无条件的“联蒋抗日”，则是把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当作联合的主体，只要他答应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就维护其统治，以阻止日本侵略苏联的野心。斯大林的希望主要是：“蒋介石应当使他的军队全力以赴地进行对日战争，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军队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阻止蒋介石打内战，使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反击侵略者”，“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从斯大林和崔可夫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共产党毛泽东，他主张以蒋介石为主体的“联蒋抗日”，而不主张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逼蒋抗日”。实际上，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不逼不斗不“兵谏”，“联蒋抗日”是很难办到的。
1936年6月间，两广军阀陈济堂、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抗日反蒋口号，组织“抗日救国军”，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峙。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此举抱赞赏支持的态度。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给红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说：“两广事件的发动是进步的，革命的”，此举为“中国人民武装北上抗日讨逆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开始”。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义”。[6]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此却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并批评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含蓄地批评中共，说“中国共产党人很有勇气，但不能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事变打起抗日的旗号，仅仅是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假面具”[7]，“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掩盖对华北的新进攻”。《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说：“不管发生事变的将军们的个人倾向如何，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他们的头脑，并且已经阻碍了中国的中部发展起来的抗日运动。”这些都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三、在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主张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但在如何处理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存在与发展问题上有分歧。1935年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中，都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并指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与抗日联军的关系是：“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个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党中央又强调指出：这个国防政府应该是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力量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很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蒋介石国民党的“集中与统一”作为联合的基础，是十分高明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它反映了全国人民普遍要求联合抗日的愿望，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地避开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统治权、领导权的无理要求，反过来又给蒋介石一种压力。这的确是一种既坚定又灵活的反守为攻的高超策略。
但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团结各种力量抗日的政治领袖。共产国际则批评中共扩大苏区和红军的活动是“不现实地扩大苏维埃运动的计划”。
由于认识上的分歧，1937年8月，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也没有直接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仅仅是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接受了王明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建立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此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纸《救国时报》同时刊登王明的文章，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