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主张释放蒋介石，但他俩的看法有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一、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实现全面抗战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则与此相反。这一点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时说得很清楚：“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革命的、进步的重大行动，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救国壮举，是“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而不能是非混淆，功过颠倒，不能说他们的行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他们对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错误政策。蒋介石回南京后，置“六项诺言”、“领袖人格”于不顾，扣留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1937年杨虎城在美、英、法考察时，曾派人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三、毛泽东认为，蒋介石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顽固坚持的“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只有在西安事变“兵谏”的威逼之下，经过尖锐的斗争才可能改变，才可能“获得深刻的教训”，才可能“结束”。他认为对蒋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只有逼蒋，才可能实现全面抗日。
四、斯大林的联蒋抗日主要是从苏联的东方安全考虑的，毛泽东的逼蒋抗日主要是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考虑的。两人的考虑都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不得不主要考虑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经过西安事变的“兵谏”威逼，蒋介石立下了联共抗日的六项诺言。但是，蒋介石说话是不算数的。正如杨虎城说的，“蒋介石出身流氓，阴险狠毒，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放蒋后必遭残酷的打击报复”。果然不出所料。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刚一飞离西安就背信弃义，飞抵洛阳后，胁迫张学良立即释放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被扣飞机。26日软禁了张学良，并公开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由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词》，欺世盗名，一派胡言。
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公诸于世，敦促其全部兑现。毛泽东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日，亲日派何应钦下令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妄图挑起内战。
周恩来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协商后，由杨虎城领衔于1月5日通电南京政府，严肃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萁豆相煎之争”，否则，若再打内战，“则虎城等欲求国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态度十分强硬。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揭露亲日派以“拥蒋”为名挑动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调动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与张、杨部队结成联军，准备迎头痛击亲日派的进攻。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见硬的不行，才同意谈判和解。总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使他看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联共抗日的要求，结束了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镇压的错误政策。国内逐渐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斯大林那种过高的估计蒋介石的革命性，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姑息迁就，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做法，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体现。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迅速开展全民族抗战。《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龟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为代表去到庐山，就抗战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对抗日问题仍然犹豫不决。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是毫不犹豫、变本加厉的。8月13日，“上海事变”爆发。15日，中共中央又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尽快灭亡中国的威胁下，由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政策的感召，由于全国人民抗日舆论的推动，8月22日，蒋介石才不得不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蒋介石关于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谈话。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完全形成。
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经过整整六年的艰苦斗争，才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面抗战。
第一章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毛泽东、斯大林对策不同1929年，爆发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它从美国开始，发展到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历时最长的一次危机。它一直持续到1933年，席卷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互相交织，彼此影响，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混乱。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倒退到1908～1909年的生产水平。许多银行宣告破产，企业成批倒闭，农业生产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商品市场变得更加狭小，国际贸易大幅度下降，从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空前恶化，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用战争来重新爪分世界和势力范围，因而，产生了时髦的***主义。
斯大林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观察力很强，每当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虽处青萍之末，他往往能看出风的趋向、风的性质，甚至预测出风云变幻的后果，提出相应的措施。
这一次，当世界***势力正在形成的时候，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在经济方面，这几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从前在某些地方还有人争论有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争论了，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破坏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
“在政治方面，这几年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的年份。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东北，使远东的关系尖锐化了；***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复仇思想占了上风，使欧洲的关系尖锐化了；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更加推动了军备的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又一次证明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最重要的事实……”
“在这种经济震荡和军事政治灾祸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经济危机仍然闹得很凶，而在苏联，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继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正在疯狂地准备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苏联却继续进行反对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一贯而坚决的斗争……”
在报告中，斯大林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后，强调指出：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向华北推进使形势更加尖锐化。”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复仇的魔影使欧洲形势更加尖锐化……”“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无怪乎***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品。我指的不仅是一般的***主义，而首先是德国式的***主义。”上述事实，使斯大林看到了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看到了苏联面临着德日***联合进攻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国际共运面临着被***摧残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全人类被***奴役的严重威胁，从而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反***斗争的伟大任务。但是，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把***在西班牙遭到的失败，看作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的“证明”；只说苏联“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而没有提出建立世界反***统一战线的战略。从斯大林提出反***斗争任务开始，到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抛弃了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的“左”倾政策，开始转向世界反***统一战线的战略。
斯大林报告之后，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传递了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信息。这封信批评了以前在反蒋斗争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对宋庆龄等3000人签名的抗日共同纲领也表示了兴趣。信中还谈到共产国际已把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大会的报告和另外三篇文章汇集成册，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世界65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中国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张浩）、周和森、滕代远、孔原等。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世界反***统一战线的新战略，根本纠正了共产国际以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号召全世界进步人们为建立最广泛的反***统一战线而斗争。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形成的决议，清晰地勾画出共产国际世界反***统一战线的轮廓：在欧洲，联合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力量，集中反对***德国的侵略扩张；在中国，联合一切抗日的民族力量，建立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希望：世界反***统一战线的建立，将能遏制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解除***对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并为彻底消灭***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康生、秦邦宪为候补委员。
在大会进行期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战略方针，经过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由吴玉章、林育英等参加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写成后，译成俄文，送交当时正坐在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等人审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季米特洛夫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作过明确的表态。他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中国伟大民族的生存，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与中国领土上的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这种提议。
《八一宣言》在形成的过程中，曾得到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要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对于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