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后，了解了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撤销执行错误路线的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的西北办事处；并派王首道等3人去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毛泽东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接着，率领中央红军南下，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在直罗镇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高兴地说：“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真不错！”“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鄜县东村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拉着刘志丹的手，一起坐在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毛泽东说，看起来，你受了不少折磨，不过，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休息。刘志丹也笑着说，前些年我已经坐了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周恩来看了看刘志丹脚脖上因戴镣而磨破的伤痕，沉重地说：“看看，还是吃了点亏！‘左’字号的牢狱也厉害得很呐！”
毛泽东告诉刘志丹，他到陕北一看，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此地虽穷，穷则思变，要革命。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儿闹起来的。这里的群众条件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可是个好地方哟！你们在这里，三几年就发展起来了，搞得很不错嘛！
毛泽东、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搞肃反的戴季英等人得了“疯狂病”。戴季英不服，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戴季英的职务，并作出了纠正错误“肃反”的决定，给受冤的同志平了反。
在此前后，斯大林在苏联正搞错误的“肃反”。他运用革命的政权打击、迫害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把他们作为“反革命”、“托洛斯基分子”加以逮捕或枪杀。据赫鲁晓夫揭露：1934年2月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而被捕者达1108名。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和枪决者达98人，占70％。苏联党政军的著名活动家，如埃赫、布哈林、李可夫、卢祖塔克、杜哈切夫斯基等，也先后因“反革命”罪而死在错误的“肃反”之中。
坚持执行教条主义的王明，照搬苏联的经验，也在中国大抓“托洛斯基分子”。“AB 团”、“反革命”，闹得革命队伍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相残杀，起到了武装的敌人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成功地解决了中央苏区“AB 团”和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顶住了从斯大林那里刮来的歪风邪气，团结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保留了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找到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这时候，毛泽东对于抗日和反蒋的关系，还是认为二者并重，“势无偏废”。关于这种关系，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致杨虎城信》中，讲得很明确：“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好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
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并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上，张浩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强调“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的人民阵线”，强调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纠正了长期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会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充分说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工农革命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从理论上阐述了人民共和国“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此后，在中共的推动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也不得不改用“谈判”的方法“收编”红军，以期“溶共”。
三、逼蒋抗日。1936年7月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保安。根据形势，毛泽东明确调整策略口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建议重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各派代表谈判，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并且正式提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表示：为了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不阻拦红军抗日的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信中要求张学良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发出《致蒋介石书》，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呼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于10月下旬，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张、杨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听，乘飞机到太原、济南、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将260个团约30多万兵力调集到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一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率领重兵，威逼张、杨。
12月4日，蒋介石又杀气腾腾地飞抵西安，向张、杨摊牌：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不成功便成仁”；否则，便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
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拍案顿足，大发脾气，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善说”、“哭谏”均告失败。为了国家民族，张、杨决心“兵谏”，活捉蒋介石，逼迫他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队活捉了蒋介石和他调来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押在了西安，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十分震惊，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分裂政策，并可能危及到苏联的安全。
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中国民族领袖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可能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才可能实现抗日，才可能防止日本侵略者入侵苏联。因此，西安事变一爆发，苏联报刊就指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阴谋。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中国事变》中写道：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搞的，“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12月15日，《消息报》社论指出：这次事变“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是一个对于全中国都极为明显的危险”。
1936年12月13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心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①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②保证中国人民的权利；③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④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其实，西安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在收到西安刘鼎发来的密电和张学良的来电后，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朱德、博古和张国焘出席。毛泽东首先对西安事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始的。但是，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和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这是日、德、意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争取第二种前途，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是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三是应张、杨的请求，派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肯定张、杨之举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是蹶然揭出正义之旗的爱国行为；责斥亲日派对张、杨的武力讨伐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愚举。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做了大量艰苦细微的工作，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条件为基础的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逐步实现。这六项协议是：①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②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③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④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⑤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⑥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红（联合红军）及抗战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到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