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宽推着木头，很快地渡过了河。毛泽东揩擦着身上的泥水，开心地说：“哈！过了多少次延河，今天最有意思！最不一般！”他用得意的口气，把这事告诉了师哲。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预测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强调坚持自力更生。他明确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国民党蒋介石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专家。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磨刀挥枪，调动几百万军队准备大举进攻，扬言不出六个月就能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另一方面又装作和平天使，手摇橄榄枝，唱起了“和平建国”的调子。不过，他的和平调子，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就是说，你们要和平吗？首先必须承认我蒋家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都必须承认我蒋介石这一个“王”的领导。
根据这个“理论”，蒋介石提出了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在延安对一位访问者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斯大林不一定知道孟夫子的这两句话，但他总认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才有可能成为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领袖人物，并且在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保证“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后来，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人的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也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因此，斯大林不但支持蒋介石的“民无二王的理论”，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乃至和斯大林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必然要给毛泽东和中共施加压力。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就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像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腰杆硬了，气也粗了，立刻给毛泽东发出了邀请和谈的电报。电文写道：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盼望之至。
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在这份电文中，毛泽东将朱德的电报提在前面，要蒋介石表态后，他再考虑会见问题。因为8月16日，朱德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毛泽东在这里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苦战了八年，功勋卓著；日军投降时，你蒋介石为什么不许我们解除日军武装？这难道不是情愿和敌人合作而不愿和抗日有功的同胞合作吗？至于和平，中共已经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六项主张，只要你不认敌为友，助纣为虐，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等于“将”了蒋介石一“军”。
8月20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在这里，蒋介石文过饰非，掩耳盗铃，把自己在8月11日连下的三道错误命令的责任推结了盟军总部；并且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子，埋怨朱总司令对他的命令往往未能贯彻。蒋介石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盟军”、“盟军总部”，借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且以救国救民的口气，坚持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以嫁祸于人，借此宣传中共没有和平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此，蒋介石每次给毛泽东的电报，都在利用广播、报刊大肆宣传，造舆论，造声势，公开地“将”中共一“军”。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8月23日，蒋介石又第三次致电毛泽东：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己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亲自到重庆来，看见他这“和谈”攻势，步步凌厉，于是连连紧逼，以“时机迫切”、“问题重要”、“国家前途”为由，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并且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的飞机。这是在公开宣传：他蒋介石把一切“和谈”、“和平”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你毛泽东快来；若还不来，你就必须承担破坏和谈、破坏和平的一切责任。蒋介石自以为这种公开的凌厉的和平攻势，必将使毛泽东陷于前后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谁料，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师哲将电文翻译出来，交给毛泽东。一向愉快乐观的毛泽东，看着斯大林的电报，脸色阴沉，严肃起来。当时，他还不知道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会谈的详细情况，但他对斯大林电报的立场、观点和措辞感到不悦。他愤愤地把电报向桌子上一甩，生气地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不久，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
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当时，美国也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斯大林的电报，又表示了苏联促成国共两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对斯大林是信任的、尊重的。于是，8月24日，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虽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未定具体日期。因为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面蒋非常担心。大家知道，蒋介石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利用狡猾的诡计，残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多次悬赏捉拿、暗杀毛泽东、朱德等中共的领导人，如今电邀毛泽东，孰知不是“鸿门宴”？因此，中共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了解情况，然后再让毛泽东赴重庆。
斯大林闻讯，当即又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护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在这里，有必要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解，作一些具体分析。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主张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都主张通过谈判寻求维护和平、防止内战的协议。但是，仔细分析，在此时此事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解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原则的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第一，见解的依据不同。毛泽东根据大量事实指出，蒋介石不但在挑动内战，而且决心要发动全面内战。早在1945年5月18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大会决议明确规定，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消灭共产党”，准备内战。为此，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权利，并借口受降调动大军向解放区逼进，积极准备内战。毛泽东认为：只有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使其阴谋未逞，才能防止内战，争取和平。斯大林则根据他和美国、英国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不顾中国实际，坚持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是唯一能够团结中国各种力量的“领袖人物”，只有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才可能恢复和平。
第二，目的不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要摘桃子，夺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内战，力争和平；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革命计划采取正确的方针，做好准备，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目的在后者，在建立新中国；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的统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自然只能是前者，或者说不自觉地维护了前者。
第三，方式方法不同。毛泽东主张坚持原则，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不是乞求和平。毛泽东说，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我们的党员和军队要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公开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接着，他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两个电报，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且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正是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这种坚定而果断的立场，才使解放区和解放军迅速扩大，才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和谈。斯大林主张的方式方法则不同：在蒋介石拿起刀来，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关头，怕，怕蒋介石，怕打内战，怕“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乞求和平，难道就能避免内战吗？未必。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害怕的结果，乞求的结果，不但不能避免内战，还有可能使中国人民陷入长期的灾难。而斯大林主张的方式，很可能导入这种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