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和毛泽东的国际声誉。不仅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而且许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把毛泽东看成国际主义的英雄。许多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则把毛泽东看成了他们的导师和代言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长了新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风，保卫了世界和平。第二，毛泽东一直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民族平等，反对扩张的政策。
他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同时又主张向外国学习，争取外援，取长补短，平等互利，互助友好。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强大的民族还是弱小的民族，无论是对富裕的民族还是对贫穷的民族，他都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取长补短，尊重主权；绝不以强凌弱，依大压小，搞大国沙文主义。他真诚地关心和支持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和人民，而绝不从那儿捞什么“油水”，取什么好处。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得特别鲜明。
早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就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同志表示友好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写的一个报告稿上批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战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所以与朝鲜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而且涌现了许多罗盛教式的英雄模范，谱写下了一曲曲国际主义的凯歌。
第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人们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列宁对此作过坚决的斗争。1922年下半年，列宁虽然因脑病发作离职休养，但他却发现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10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组成苏维埃联盟问题时，列宁由于牙痛不能出席会议，就借题发挥，以牙痛为题写了一份“备忘录”，送给政治局：“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同年12月，列宁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揭发了斯大林借口“统一”社会主义各共和国，压迫苏联境内异民族的做法。列宁认为，要坚决尊重各民族的权利，他断言，在社会主义各共和国的“统一”方面，即使发生了“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情形，这种损害比起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放任不管，结果“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而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列宁的这封信后来被隐匿了三十多年。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在他的故乡——高加索爆发出来的。高加索地区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的干涉军相继侵入，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势力勾结侵略军，不断反对苏维埃政权。奥尔忠尼启泽率领苏联红军和该三个共和国的革命力量打退了侵略军和反革命势力，在三个共和国分别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战后，奥尔忠尼启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留在那里领导政治军事，组成了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但是，奥尔忠尼启泽领导的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在三个共和国统一到南高加索联邦的问题上，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斯大林拟定了要把各共和国吸收合并于俄罗斯联邦的统一计划，支持奥尔忠尼启泽要求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合并之后，作为南高加索联邦再加入苏联。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反对这个计划，主张各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矛盾激化了，双方争执不下。奥尔忠尼启泽给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扣上了“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令他们离开格鲁吉亚迁到莫斯科。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1名有9名以辞职表示抗议。高加索边疆区工作委员会将持不同意见的人免职，任命了顺从莫斯科方针的新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立即同意了这种强制措施。持不同意见者强烈反对，奥尔忠尼启泽大怒，殴打了持反对意见的党员。
列宁闻讯，十分气愤，在他口授记录中对斯大林支持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严厉批评，因为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一样，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革命家，而他的这些行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典型，所以列宁说：“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同时，又赋予他们“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的特征。“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一名警察，列宁常把这个人的名字作为野蛮的“警察统治”的代名词来用。
重病在身的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信中指出：列宁死后，党中央委员会存在分裂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特别来自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关系。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过了十天，列宁越想越对斯大林不放心，就又以“补充”的形式，给信中加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手保管。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她将信转交给党中央，在5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作了宣读。这时，俄国共产党党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托洛斯基等人提出了自己的政纲，用宗派手段攻击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成为当时重大的问题。于是党代表大会审议了列宁的信件之后，考虑到当时的党内形势和斯大林的作用，以及他可能从列宁的批评中汲取教训，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
斯大林从列宁的严厉批评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在后来的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改进。行动上，1924年至1927年初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是明显的佐证。在理论上，他也旗帜鲜明地批判过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问题和答复》中，把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当作在资本主义稳定长久保持条件下，使“党蜕化的危险”之一来批判，相当深刻。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接着问道：“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斯大林明确指出：“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并强调指出，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此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斯大林创造性地执行了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国际威望日益提高。1929年至1930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使两个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攫取了政权，***乌云开始笼罩地球。为了对付***主义，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倡议建立反***人民阵线，斯大林领导苏联也奉行了争取建立民主国家反***联盟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威信。
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进展，斯大林的“粗暴”和大国沙文主义也有了恶性的发展。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错误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愈大，敌人也愈加凶恶，阶级斗争也愈尖锐。根据这种错误理论，在斯大林的指使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进行残酷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希特勒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补签了规定苏联和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的《秘密附属议定书》。议定书中写道：
值此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之际，在下面签字的全权代表在严守机密的会谈中讨论在东欧划分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的问题。
在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
在一旦波兰国家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苏联开始采取大国之间分割“势力范围”的转折点，也是斯大林陷入大国主义泥潭的重要步骤。
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用闪电战占领了波兰的西半部；苏联于9月17日也进军波兰，同时宣布：“波兰国家及其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接着，就占领了波兰的东半部。11月底，苏联又进军芬兰，侵占了芬兰卡累利阿地区。1940年8月，苏联又不顾它在1932年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签订的《拉苏互不侵犯条约》、《爱苏互不侵犯条约》，决定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个独立国家并入苏联。
在东方，苏联和德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主权也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1940年11月13日在苏德会谈中，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再三强调：在达成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日本当可愿意承认外蒙古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对于外蒙古，斯大林完全把它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早在1936年3月，苏联事先并不通知中国，就同外蒙古签订了所谓互助协定。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1941年4月苏联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合法化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外蒙古脱离中国合法化的承认，在与这个条约同时公布的联合宣言中公开“申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