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读《红楼梦》的要领告诉了儿子，然后又站起身来，慈祥地说：“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毛岸英觉得父亲讲得很对，也点点头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了，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虽然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但时间短；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接着给儿子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然后，拍着儿子的肩头说：“孩子，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这很好；可是你还没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劳动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
毛岸英表示愿意补上这一课。毛泽东笑着说：“补这一课也不容易。你到农村去，炕上摊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也不要怕，用手捉一捉就对了……”说着，毛泽东也忍不住笑了。他认真地说：“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儿子安排显赫的职位，更没有给儿子优厚的待遇，而是要求毛岸英自己背上一斗半小米和铺盖卷，到艰苦的山村吴家枣园去向农民学习，劳动，拜农民为师，当农民的小学生。还嘱咐他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特殊化。
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在农村吃苦耐劳，干得很好，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1946年下半年，学会了各种农活后，回到延安。毛泽东看见儿子结满老茧的双手，高兴地说：“哈，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时间短，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撤离延安时，按照中央的安排，毛泽东留在陕北，毛岸英随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改。在转战陕北的百忙中，毛泽东还给岸英写了几封信，指导他的学习、工作。1947年9月12日的信中说：“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我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毛泽东对毛岸英爱得深，要求严，一点也不马虎，更不允许他特殊。1948年冬天，党中央住在西柏坡。毛岸英当时正在和刘思齐谈恋爱。两个年轻人情意绵绵，准备结婚，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刘思齐的印象很好，听了两个年轻人的叙述，高兴地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毛岸英噘起了嘴巴，急问为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你知道，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毛岸英急红了脸，当即争辩：“可我都27岁了！”毛泽东取出一支烟，点着火，抽了一口，笑着解释：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思齐也18了！”“周岁？虚岁？”“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可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将桌子拍了一下，站立起来，严厉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毛岸英见父亲发脾气了，不敢再顶撞，悄悄退出门来，委屈得差点儿要哭。院子里，一只红公鸡正在追逐母鸡，唧唧呱呱地边跑边叫，很得意。毛岸英正在气头上，边走边嘟哝：“公鸡还能追母鸡，我是你的儿子可还是个人呀！”他回到房里，难受得直哭，第二天没起床，连哭带闹，谁也劝不住。
警卫排长劝不住，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火了，大步流星地赶到儿子住处的门口，厉声大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正在床上哭闹的毛岸英，听见父亲的声音，屏声静息，立刻老实了。“哭什么？没出息！”毛泽东只训斥了一句，转身走了。
过了几个星期，毛泽东在村边的小路上散步，毛岸英下乡回来，见了父亲，打过招呼就想走。毛泽东叫住了他，问：“结婚的事想通了吗？”“想通了。”毛岸英低头回答：“爸爸，我想来想去，是我不对。我今后一定改。”“思齐呢？”“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这就对了嘛！以后哪，党定的规矩，咱们都得遵守，谁也别闹特殊！”毛岸英懂事地点了点头。真的，从此以后，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对亲朋好友也不含糊。
1949年10月初，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刚刚开过，毛泽东主席的名字随着电波，响彻中外。毛岸英的一位表舅觉得自己的表兄弟当了国家主席，便向李立三写信，谈到他的另一个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朝里有腿好坐官”，这句俗话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习惯。但是，毛岸英闻信不以为然，他在给李立三的回信中，专门就此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反动派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指的是这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常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毛岸英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位年青共产党人的心曲，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教子之道。他写这信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回答一位近亲的请求，同时也是为了律己。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久，他就主动要求上前线，援朝抗美，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后来，终于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他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当然知道援朝抗美的风险，更清楚地知道奔向抗美前线，面对面地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作战，必然会有牺牲的危险。但是，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要上前线，要冒着漫天炮火，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军去作战，他不仅高兴地同意了，并且说：“去吧，孩子，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儿子，祖国的儿子，人民的儿子！”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送上了炮火连天的前线，让他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爱民之情，日月可鉴；爱子之情，自爱之义，熔铸于爱国爱民的实践中、战斗中。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力大无边、战无不胜的秘密之所在。当然，牺牲是痛苦的，亲生爱子的血染沙场，常常使人更悲伤。毛泽东在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好几天，他沉默不语，神情黯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一次，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已经萧杀的柳枝，轻轻地念叨起《枯树赋》：
“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954年的12月间，一场大雪，把北京装点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这时，抗美援朝战争早已胜利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又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毛泽东踏雪归来，心旷神怡，走进颐年堂的办公室里，准备办公，忽见桌子上放着一叠关于安置毛岸英烈士遗骨问题的材料。他急忙拿了起来，仔细翻阅，见里边有志愿军总部发给军委总干部部的一份询问电报，有军委干部部起草的、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审批的复电文稿，还有彭德怀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军委干部部起草的复电文稿，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彭德怀认为这样做不够妥当，但又觉得事关国家主席的儿子，不敢自专，特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示。信中写道：
“……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高瑞欣合埋一处（两个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以此教育意义为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毛泽东看罢，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心想：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给儿子搞特殊啊！
周恩来进来了。他是专为此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他简要地叙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表个态。
提起毛岸英的牺牲，父亲的心情总很沉重。毛泽东强忍失子之痛，挥泪表态：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于是，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增修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着七个大字：
毛岸英同志之墓
每当旭日东升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烈士的墓碑上，字字闪着金光。群山巍巍，松柏常青，风过山林，呼呼有声。那墓碑、那金光、那群山、那青松、还有那时时从山林中传出来的松涛声，似乎在传颂着人世间最伟大、最真挚的父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