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谈到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时，毛泽东说：“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后来，中苏论战，兵戎相见，实际上也是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判。
第三阶段，“一边倒”、“不称霸”，真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写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苏联没有橡胶园，不生产橡胶，每年需要大量的资金向西方国家购买生胶。斯大林对此很忧虑。有一天，他把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几位领导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就解决苏联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西方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斯大林说：“橡胶是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它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尤其是对军事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我们，对我们搞封锁和禁运，你们记得吗？我在同毛泽东会晤时，曾经谈到过这件事，可他好停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正面答复。”众人心领神会，知道苏联的统帅又在打中国人的主意了。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斯大林采纳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口授了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要毛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我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革命领袖。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憎恨那些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剥削的帝国主义列强。他曾多次高喊过“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曾为救国救民而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数十年如一日。直到1949年9月21日，他才在北京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又领导着一个获得解放的伟大民族正在建设新中国的毛泽东，怎么会允许别人在自己头上指手划脚？又怎么会允许外国人到自己的国家里，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橡胶种植园？
然而，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拒绝斯大林的建议，而是巧妙地给斯大林提了个反建议：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既不损中国的主权、尊严与权利，又不伤朋友的情面与和气；既同意在海南岛为对方建立一个橡胶园、帮助对方生产橡胶，又强调要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由对方提供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实际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利变为有利，将妄图侵权的剥削，变成了互相帮助的奉献。
短短的一份电报，不显山、不露水，却显示出毛泽东的政治手段不凡。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读完了毛泽东的复电，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在场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许多人也都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斯大林嘴里噙着他那只早已熄了火的短烟斗，沉思良久，又抬起头来，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看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感到吃紧。他知道，这位性好猜疑、喜怒无常、大权独握、冷酷无情的最高统帅，说杀就杀，说押就押，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面的。现在，他这样望着自己，显然是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提出来要给毛泽东提这种建议。斯大林当场采纳他的建议，给毛泽东发了电报，酿成了这个苦果。毛泽东的答复是绝对正确的，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只好由我们自己来吞咽了。赫鲁晓夫委婉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反建议，向中国提供了建立橡胶园所需要的帮助。中国人利用这些援助，积极发展橡胶生产。1951年8月制订了一个计划，随后又在广州召开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建立国营橡胶园、发展橡胶生产的问题。苏联也派来专家参加这一工作。1952年8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之一就是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斯大林十分高兴地说：“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9月16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此后，中国帮助苏联从斯里兰卡等国购买橡胶，以解决苏联用胶的燃眉之急。后来，中国积极发展橡胶生产，按期偿还了苏联提供的贷款，并支援了苏联的橡胶工业。
据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说：赫鲁晓夫关于橡胶问题的叙述，多处失实。五十年代初，苏联是急需橡胶。斯大林也曾经说过，橡胶是黑色的金子，我们的飞机、汽车、拖拉机等等都急需橡胶，西方的帝国主义利用橡胶卡我们的脖子，而我们苏联的气候条件不能生产橡胶，只能用人造橡胶，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想点办法。
中国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可以。后来，毛泽东让周恩来从斯里兰卡，通过班达拉奈克夫人等买了大批橡胶，转让给苏联。斯里兰卡运载橡胶的轮船到广州后，立即将货转装到苏联船上，经海参崴运往苏联，从而帮助了苏联的建设。赫鲁晓夫说苏联从中国“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不是事实。
其次，赫鲁晓夫自己说得前后矛盾，莫衷一是。例如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而同一个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又说他不但没有这种提议，而且是坚决反对斯大林这样干的，并因此而受到了斯大林的“厉声斥责”。读完复电后，赫鲁晓夫“设法避开斯大林的眼光，因为我知道，他还没忘记是我首先提醒他不要提出这种建议的”。同一时间、地点，又在同一问题上，赫鲁晓夫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置信。
从斯大林来看，当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反感。所以，过了不久，有一天，斯大林在用餐中，吃了一只菠萝罐头。那甜中带酸的味道，使他觉得十分可口，食欲增加了，他边吃边说：“好极了！好极了！这种菠萝罐头是哪儿产的？味道真不错！”说着吃着，斯大林又拿起罐头筒子来仔细地看着。站在旁边的马林科夫，边上前来为斯大林收拾餐具，边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是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汁多味美，营养丰富，对身体极有好处！”斯大林站立起来，又看了看菠萝罐头筒上的汉字，转过身来，点燃了手上的特制烟斗，吸了两口烟，才向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同志，请代我向中国领导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
这种居高临下、桀骜不驯的态度，连给斯大林当了多年秘书的马林科夫也感到有点吃惊。马林科夫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一边的赫鲁晓夫等人，一时不知所措。
赫鲁晓夫鼓足勇气，站出来说：“斯大林同志，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不久，从前那儿已经有不少外国人建立的工厂了。如果我们苏联，一个社会主义的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转过身来，瞪了赫鲁晓夫一眼，径直向屋外走去。马林科夫犹豫再三，还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向中国发出了要求建立菠萝罐头厂的电报。过了几天，收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复电。在复电中，毛泽东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斯大林的无理要求。复电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话说得很委婉，但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态度却十分严肃。斯大林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吓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作声。
然而，毛泽东不管这些。在发复电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估计到了这份复电可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和不满，因此，复电的措辞十分讲究：尊重对方，礼貌待人，有理有节，分寸得当，既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又避免与苏联老大哥发生争执和冲突，伤害对方的感情；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对大国沙文主义决不妥协。在这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想冒犯别人，不想去侵占别国或别的民族的利益，而只想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如果有人来侵犯，就要给予坚决回击——而不管来者是谁。
《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写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赫鲁晓夫是以预言家的姿态说这番话的。然而，正如中国的古语说的那样：“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曾捍卫和发展过马克思主义，为本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赫鲁晓夫只会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自己的嘴脸，而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改造自己的灵魂，因而他虽然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赫鲁晓夫没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理论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严重的错误。行动上的错误，来自于理论上的错误。而理论上错误的症结在于斯大林强用“劳动者自决”这一干涉主义的口号代替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早在1918年1月，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提出了按“劳动者自决”的精神来修改民族自决的原则。斯大林说：“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斯大林的这种主张，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布哈林抛了出来。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对这种主张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指出：在各民族中，劳动者是否具有决定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力量，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的发展；而每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和特征。但是，布哈林等人的主张就是不承认劳动者阶级尚未掌握权力的民族有自决权，这只能理解为是要通过暴力把革命政权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
斯大林并未从列宁的这次批评中汲取教训，大国沙文主义内外兼施，愈演愈烈。因而3年后，气得列宁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30年后，毛泽东也不得不同他和他的继承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持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