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初，虽说春回大地，但仍寒气袭人。
3月4日，苏联政府发布公告，通报了斯大林生病的情况，中国的报纸、电台，很快转发了苏联政府的公告。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关注。
此时，斯大林已经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晚年的斯大林，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斯大林是在2月发病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斯大林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看过电影后，乘车来到了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里。斯大林当时精神状态良好，边高声说笑，边步入走廊送大家出来。从这次“晚餐会议”看，斯大林的身体还没有明显的患病症状。
第二天是星期日。斯大林经常在星期日晚间要召开会议。但这天晚上不见通知开会，赫鲁晓夫一等再等，见很晚了，便上床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
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契卡人员从斯大林别墅里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出了什么事。他要赫鲁晓夫最好去一下，并说他已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不敢怠慢，当即驱车来到孔策沃别墅。
当时，斯大林患了严重的中风症，昏昏迷迷地躺在地板上已达4个小时之久，未得到及时的医治。因为斯大林平时严肃，他的卫兵和侍从得不到他的允许，不敢擅自走进他的房间。那天，斯大林在就寝前洗了一个蒸气浴，洗之前，有人曾劝他不要一个人去，说血压高的人洗蒸气浴不安全。斯大林没有听劝告。据苏联报纸报道：“他当时一个人呆在屋内，人们已在屋内的沙发上为他铺好了床。他是不会在次日12点或下午1点以前起床的。不经他的召唤任何人不得进屋。”
往日，斯大林常在深夜11点唤人送些茶和吃的东西给他，但这天晚上他一直没有唤人。因此，契卡人员便派斯大林的女佣人马特霄奥娜·彼得罗夫娜进去看。她见斯大林躺在他平常睡的那间大房间的地板上，像是从床上起来，跌倒了。当人们来到这个房间后，斯大林早已全身麻痹，不能讲话了。
人们把斯大林的衣裳解开，将他搬上平时睡觉的沙发上去，那里的空气好些。医生们来了，检查、诊断，询问病情。斯大林急得直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接到紧急电话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领导人先后赶到别墅，探望病情，但没有立即决定抢救方案。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都掩饰不住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各人考虑着自己的主意、策略，而对抢救斯大林并不热心。
医护人员做了些抢救工作。但三天过去了，斯大林的脑溢血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危及到呼吸系统，严重的缺氧导致窒息。3月5日晚，斯大林脸色灰暗，嘴唇青紫，呼吸十分微弱；突然，他睁开双眼，用炯炯的目光扫过身边的每一个人；接着，又抬起左手，指向天空，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人们；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像熟睡一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3月6日，苏联各报头版都镶上了表示哀悼的花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出公告：3月5日晚9时5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去世。
同一天，毛泽东即致电吊唁斯大林逝世。电文写道：“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仅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接着，电文缅怀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怀、指导和支持。电文写道：“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地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的唁电，完全是真情实感，是发自肺腑的真话，绝不是“外交辞令”。就在他发唁电前的不到一个月，即2月7日，毛泽东在《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指示》中，就特别强调了“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为了缅怀斯大林的业绩和友谊，号召人民学习斯大林的理论和革命精神，1953年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对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
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捐弃前嫌，宽以待人，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给予他本人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给予他本人高度的评价。到这时，斯大林的事情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个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万众瞩目，举世震惊，毛泽东也感到十分突然。
那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述职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作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当大会公布的日程临近结束时，会议突然宣布：大会将要延长，大会代表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将要推迟，赫鲁晓夫要作第二次报告。代表们惊奇地等待着，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赫鲁晓夫决心要在大会上宣读他早已准备好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但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等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事情闹僵了。
赫鲁晓夫有个怪脾气，他的主意不能反对。他的主意越是遭到多数人起劲地反对，他的主意越固执，信念越坚定，他为他的主意辩护的理由就越充足，态度越粗暴、越蛮横，有时甚至不惜捶胸跺脚拍桌子。他认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如果对于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不深究“大清洗”运动的细节，那就意味着欺骗全党。赫鲁晓夫反复阐述了这种观点，并建议由莫洛托夫宣读秘密报告。莫洛托夫摇摇头，坚决拒绝干这种事。
马林科夫心平气和地劝赫鲁晓夫不要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说这可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赫鲁晓夫不听劝告，在一次大会休息时，趁主席团委员们聚集在一个专门的休息室里边喝饮料边讨论会务事宜，赫鲁晓夫说：“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知道，在镇压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罪的。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话一落地，立刻遭到暴风雨般的激烈反对。特别是伏罗希洛夫立刻大声吼道：“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能在代表大会上把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这些人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将能说些什么呢？”卡岗诺维奇立刻附和，用高昂的调子，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张。
赫鲁晓夫硬着头皮，沉着应战。他说：“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主席团委员们的反应“再一次像暴风雨般的激烈”。
莫洛托夫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质问赫鲁晓夫：“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赫鲁晓夫是不管党的后果的，他说必要时“我自己准备作这样一个发言，说明我对那些逮捕和处决的看法”。后来，赫鲁晓夫果然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作了“秘密报告”。
此时，代表大会已经选举出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并已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即将提名主席团的短暂间隙，赫鲁晓夫抓住对他的权力尚无限制的有利时机，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本材料，全部是由波斯别洛夫起草的。波斯别洛夫原名菲格尔逊，生于1898年，曾在党中央的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工作过。1940年至1949年期间曾任《真理报》编辑，参加《斯大林传略》一书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代表作，此时他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有关斯大林在审订该书中亲笔自我颂扬的鲜为人知的材料。1949至1952年间，他曾任联共（布）中央附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上台后，他追随其后，调查收集材料，炮制了这颗政治原子弹。
看到这里，人们必然要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不顾联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激烈反对，不顾给苏联党和国家及国际共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而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非要在已经宣布闭幕的二十大上宣读秘密报告不可？他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千方百计地全盘否定斯大林？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及其和斯大林的关系。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生于乌克兰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卡村。他15岁起先后进入煤矿、焦化厂和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参加工人罢工。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赫鲁晓夫参加了顿涅茨流域赤卫队第一团。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共（布）党员；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中任营政治委员。战争结束后转业回家，到顿巴斯的一个区任区委书记。1923年被保送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因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积极，被任命为党委书记。1925年参加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次见到斯大林。
1927年，出席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追随和热情宣传卡冈诺维奇，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的“新反对派”。斗争取得胜利，确立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1928年，卡冈诺维奇调入联共（布）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乌克兰党中央新任的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到任，赫鲁晓夫拍马逢迎。科西奥尔挑选赫鲁晓夫任基辅州党委组织部长。次年，在卡冈诺维奇的关照下，赫鲁晓夫进入苏联“高干摇篮”——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在此结识了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从而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直到我成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开始经常到斯大林家里去吃饭时，我才意识到，娜佳把我在工业学院里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告诉斯大林所达到的详细程度。有时斯大林会提醒我一些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事件。”
历史经验证明：阴谋家和投机家是最善于投机钻营、拍马逢迎的。先投其所好，取得信任，然后背后一刀，把你置于死地；再踩着你的脑袋向上爬——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斯大林的警惕性很高，甚至因多疑而错杀了许多人；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防住通过亲属这个“后门”，进入身边，长期伪装，骗取信任的阴谋家。因此，后来，赫鲁晓夫得意忘形地回忆道：“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作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粗鲁的评语；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是喜欢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