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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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三七开”(4)

文章草稿写出后,毛泽东于1956年4月2日凌晨4时前,对文章作了认真的修改,又致信***、邓小平,请邓小平立即印成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以及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请看过清样的同志参加讨论,提出意见,进行修改。4日下午,又第二次打成清样,请书记处再讨论斟酌。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过多次修改,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

首先,要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战争的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绩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写道:“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其次,毛泽东还分析了斯大林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他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之后,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反应强烈。而赫鲁晓夫看后,不以为然。后来,他到中国来说斯大林的坏话,毛泽东摇摇头,冷静地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斯大林也一样。你看看吧,任何人都有两点: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按你们这种办法,任何人都可以否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来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赫鲁晓夫急了,又讲了斯大林的许多坏话。

毛泽东淡淡一笑,幽默地说:“这样吧,赫鲁晓夫同志,你说了半天,挺辛苦的,就三七开。斯大林是国际人物,有世界影响,为世人瞩目,不能全盘否定。你这样全盘否定,不符合实际,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你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怎么很快传到美国、英国、法国去了?”

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毛泽东接着责问:“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吗?人家利用你这炮弹,攻击社会主义呀!”“这不要紧!”赫鲁晓夫强词夺理,“我可以发个声明,说那是他们造谣,我根本没有做过那个报告!”

“那是掩耳盗铃!”毛泽东说罢,望着赫鲁晓夫那光溜溜的脑袋和不负责任的神态,忍不住气得笑了。他说:“你的秘密报告,我手里也有一份,怎么能不承认?这是你给人家提供的炮弹嘛!”

赫鲁晓夫气急败坏,把手一挥,脑袋一摇——意思是说管他呢……1956年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一股右倾思潮,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呼声遥相呼应,不久,又陆续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很快地形成了几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风潮。

各种报刊、报告、情况汇报乃至紧急呼吁,通过多种渠道,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飞向毛泽东的身边。

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坐在他那间古老的办公室里,翻阅这些从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告、材料,心里不是滋味。其中大部分是各级党组织的报告、请求、请示,还有一些呼吁,甚至有告急求援的。有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汇编,其中有正常的批评,也有恶意的诽谤,甚至有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的言论。同时,又有大量的工农兵群众和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来电,表示对攻击者的不满、愤慨,要求党中央采取措施……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混在一起,热情的帮助和诬蔑的语言同时袭来。毛泽东看了半天,站起身来,离开窗口,在屋子里踱了一阵步,摇摇头,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尤金讲不清。”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并经他多次修改的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该文写道: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意。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文章明确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然而,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并未引起苏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1957年11月,毛泽东乘坐“图104”客机飞抵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

毛泽东淡淡一笑,沉稳地说:“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您说得很对。”赫鲁晓夫满脸堆笑,频频点头,但他后几下的点头却不大自然。因为他已经觉察到,毛泽东的后一句话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而这个基调是他不大爱听的。然而,他又无可奈何,世界上的领袖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你瞧,现在,在迎宾谈笑之中,他又定下了这个严肃、重大而又不容反驳的主题,逼得赫鲁晓夫心里不悦,嘴上还得连连说:“很对,很对!”

接下来,毛泽东同苏联党、政、军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并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然后到克里姆林宫下榻处休息。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赫鲁晓夫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无殷勤地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你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什么意思?”毛泽东立刻抽回了被握的手,面色严肃起来。机灵的赫鲁晓夫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精心安排未必能得好报,急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片深情……”

毛泽东无心细听赫鲁晓夫的解释,告别主人,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来到翻译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的房间里。他的身后,卫士长李银桥和苏联派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也随后跟来。

李越然忙问:“主席,有什么事吗?”毛泽东只摆了一下手,没有说话。他走进屋门,见这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便转回身,上楼去了。“主席像有心事。”李越然心里正在嘀咕,李银桥来了,把他叫到毛泽东的寝室里。毛泽东独自一人,静坐床边。见李越然来了,轻轻招了招手。李越然忙轻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很轻的声音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李越然一听,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这可不行,这不行!”

“你看你,”毛泽东急了,批评翻译,“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李越然出来,没有去找苏联同志说,先去报告随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的寝室……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但他躺在沙皇住过的寝室里,一直失眠、难受。他觉得一个共产党人住进俄国沙皇的寝室里,不是一种特殊的照顾,特别的荣誉;而是一种软化的折磨,变相的侮辱。然而,有一些号称共产党人的领袖,却在极力追求沙皇、贵族的享受,这不是被人家演变过去了吗?毛泽东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着。

后来,他在这里会见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等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明白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国际共运中是大有市场,大有支持者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两个新理论——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不仅可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和平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个新理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却支持它。

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演讲中,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他有意避开了斯大林问题,避开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盛赞了列宁,盛赞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所作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是政治家,是诗人,又是哲学家,他看待事物,往往运用哲学的武器,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本质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考虑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现在,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斯大林一棒子打死,打入地下九千丈的地狱。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了,苏联不行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都不行了,就极力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实质。毛泽东想着,又走到写字台前,拿起几份材料细看。这几份材料,都是有关党组织报告那些发表攻击性言论的人的情况的。按逻辑推论,这些人一定是仇恨共产党的地主、资本家,或者是和国民党有瓜葛的反革命。然而不,不是。他翻遍了所有的材料,惊奇地发现,发表那些攻击性言论的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地主、资本家,也不是国民党右派,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其中有些人,他知道,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是和共产党风雨同舟、赤诚合作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的。有些人是共产党员,甚至是一贯表现很好的共产党员,但是对党有意见,对领导有意见。有些意见虽然尖锐、激烈,具有攻击性,但不能说他们是“敌人”,是“敌我矛盾”。斯大林不就是把有意见的人,反对自己的人都当成敌人,用处埋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犯了错误的吗?

看来,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执政党,成了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核心,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出来了,民主和集中统一、自由和组织纪律、正确和错误、香花和毒草的矛盾都出来了。各部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观点、意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摆在了共产党的面前,看你怎么处理。闹不好,矛盾激化,群众闹事,游行示威,事情更不好办了,这恐怕是一些单位、地方党组织告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