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欧洲列强驻华使节，全体一致力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英国公使朱尔典据说还亲自面见袁世凯，以30年老朋友的身份，劝说袁世凯屈服，说是埋头建设10年，再来说话。美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并不打算为中国出头，芮恩施也只好徒呼负负。至于俄国则只关心他们在北满的利益有没有受到伤害，法国则只要日本方面尊重1907年跟日本签订的条约，根本不打算多嘴，相对于中国，他们更看重的是跟日本的关系，因欧战正胶着，犯不着跟日本翻脸。况且，在丛林时代，长獠牙的，只尊重长獠牙的同类。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为此，他们还特意央求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日本人贺长雄，回国去跟日本元老疏通，希望日本方面，不再坚持第五号。据曹汝霖回忆，说是贺长雄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知晓有第五号这回事。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也提到自大隈内阁上台之后，其外相加藤破坏了1898年以来，向元老传阅外交文书的惯例，而代之以事后简单的汇报。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没有跟元老商议，甚至连具体条文都没能给元老们看。看来，曹的回忆有点根据。当然，即便是专横的日本大隈内阁，也并没有指望中国政府会接受第五号，因此，提出的时候，就是用特殊的字体单列的，如果能迫使中国人认账算捡着。只是，参与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待久了，骄横之气日长，立功心切，谈着谈着，似乎就忘记了第五号原本是“劝告”条款。在交涉之前，日本公使日置益特意为谈判递呈长篇条陈，提出要采取利诱和威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具体开列的利诱手段有四：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二，保证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三，取缔在日本保护下的革命党、宗社党和留学生及日本浪人针对中国政府捣乱行为。四，收买袁世凯和政府各部部长的个人。此外，还可以考虑同意修改关税税率。而威压手段则是调动山东的日军以武力威胁，及利用革命党和宗社党人颠覆中国政府。而丝毫没有提到第五号可以考虑放弃，作为谈判的底线。
必须说明的是，经过中国政府走后面的运作，日本的最后通牒里，不再坚持第五号，而中国政府也就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城下之盟”，二十一条除了第五号之外，至多做了一点细微的技术上的修改，全部接受，而且留下来一个尾巴：第五号容后商议。即便是日本这么一点不是让步的让步，中国方面也他们留足了面子。对此，当时参与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即使在许多年后，依然感到有那么一丝欣慰。而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甚至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没有以日本不坚持第五号为己功，说明了他的低调。
不过，此时作为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心情可是相当的糟。5月14日，袁世凯对自己的文武百官，下了一道密谕，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要大家一定发愤，“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卧薪尝胆。言语不可谓不沉痛，最后说道，如果经此事变，国人再不奋起，世界将视中国人无做人类之资格。即后来我们常说的，被开除球籍。而中国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5月9日，从此变成法定的“国耻日”。只是，这样的国耻日，以后越来越多。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白鼻子的人物，大陆和台湾编写的近代史自不必说，就连西方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比如徐中约的书，里面的袁世凯，也是一副丑角形象。但是，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说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但却真真切切地把袁世凯毁了大半。当时的日本其实未必不知道，尽管他们觉得一战是个扩张他们在中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但真的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是有点蛇吞象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变中国为朝鲜的第五号单独列出，实在不行就退回来的原因。但是，明知道对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自己这方面也不打算用武力压迫对方接受，还是要将这些条款提出来，最大的效应，就是可以混淆视听，中国政府只要最终签字认账，在外面看来，就等于签了包括第五号在内的卖身契。当时的对外交涉，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无从知晓真相，卖国的帽子，想不戴势所不能。
当然，也可以说，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从历史上看，袁世凯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最初，日本人还吃了袁世凯的亏，当时就结了怨。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说是革命之后，由孙中山当总统，没什么说的，因为孙没当过清朝的大官，一直主张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恩，又是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其实，这种说法，即便真的是日本人的体己的私房话，也说明不了他们是否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真的有所偏好。如果说，日本人更不喜欢袁世凯一点，那么恰是因为袁世凯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像是一个强人。显然，日本不乐意革命后的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乘欧站方酣之际，也乘这个强人羽翼未丰之时，弄出这么一个二十一条来，除了已经吃下的山东之外，无论最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只要袁世凯最后妥协了，其在国人中的合法性一定会因此而大大降低。在社会上流传的二十一条，肯定是包括第五号的，而且因此造成的国势之危，注定是要被夸张了的。这一点，在日后的岁月中，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显现出来。山东问题，从一开始，就跟二十一条密不可分，人们此后的相关联想，是这样展开的，一提到山东问题，就会想到二十一条，想到二十一条，就会想到亡国灭种。
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持续动荡，四分五裂，这样一个局面，显然最符合日本的利益。
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国际形势变化情势下，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23年3月被正式废除。当然，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的实际上的特殊地位，并未因此而受到削弱。但毕竟在名义和心理上，中国人得到了某种补偿。
但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二十一条还是刺激中国人，尤其成为中国各界精英神经上的一个亡国灭种的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二十一条带给中国人的国耻的一种延后的爆发。1915年6月，北京的街市上流传着一份抵制日货的告同胞书，是用白话文写的，这份五四前4年的文告，如果不加以特意说明，人们根本无从辨别它到底是出于1919年还是1915年。对亡国危险的警告，亡国之痛的描述，抵制日货的号召，甚至对不响应抵制之人的唾骂，都跟五四时期一模一样：
列位同胞：
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就要瓜分了，就要亡国了，祸到临头，大家尚不设法挽救，到了亡国之时，自己再有多少钱，也用不成，再有多少福也享不成。为他人之奴隶，变他人之牛马，受各种之凌辱，经百般之压制，亡国奴之惨状，笔所难言。列位岂不闻波兰、印度两国乎，国亡之后，家中不得集有数金，不得藏有寸铁。呼马应马，呼牛应牛，到了那时，如梦初醒，虽想恢复，已经在他人制下，万不能动了。大家要知道，若将来失悔于后，不如预防于先。列位可知我们中国，什么为瓜分，什么为亡国奴，现在日本借欧洲战争为名，说是维持东亚和平，明是欺压我们中国，割我国之土地，夺我国之国权。当初攻青岛之时，说取回即还中国，如今已取得了，不特不还我们，反另生枝节，要求中国二十一条款，此二十一条中，即是要中国的这一省，又要某几条铁路，又要某几处矿山，中国的精华之地，几乎为他要遍了。更可恨者，中国之财权、政权、兵权及各种权，均要掌握在他的手中。中国无论何省，随便日人营业，随便日人居住，随便日人购买土地，就是掀喧宾夺主之意。又要我们中国人人都要学日本话，即是并吞中国了。列位切勿存这种苟安思想，以为日本并吞中国，总不要我们死，那时虽不得要我们死，然而比死还难过。列位都知道，日本灭了朝鲜之后，当时殁收其财产，搜检其兵器，使两家共用一把菜刀，寸铁不准存有，防其死灰复燃，所生男女小孩，不准学习朝鲜文字，种种虐待，不胜枚举。我们中国此时如不赶紧设法挽救，渐渐就要到了这步田地，大家要设个抵制之法才好。抵制之法，先从文明上抵制，大家齐心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使其受制于我。况日本的货并不精美，并不便宜，何必定要去买他的，即使便宜，如今中国与日本不共戴天之仇，中国人民真无天良，真无廉耻，以至于此耶？你看日本的货，西洋人那看在眼上，独有专卖中国。每年计算，日本输入中国的货，至少几千万。此几千万之利权，由中国而转移于日本。考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国内，现在又富起来了。他拿中国的钱，去练兵，去制造，来打我们中国同胞。同胞何不大众齐心，坚意抵制。自今以往，至死不用日货，大家要想到亡国之惨，万万要相持到底，切不可虎头蛇尾，切不可私自贩卖，希图得利，丧心害良，贻笑外人。若有人再买日货者，即凉血动物，人人得而唾骂之。今用文明抵制于先，如到了开战的时候，中国四万万同胞，只好拼一个死，岂有廿一行省之大国，竟亡于区区三岛之日本，吾不信也。到头来不过打得你死我亡，同归于尽，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同胞努力，同胞努力。
西原借款
一战以来，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一战是日本鲸吞中国天赐良机的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突然变了调子，高唱起日中亲善来，而且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个中原由，从表明上看，是日本内阁换人，大隈换成了寺内。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大隈内阁想借一战之机，把中国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张开了，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国反弹强烈，西方也对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怀不满。结果呢，日本的元老们，不高兴了，于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由于大隈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签订后，日美关系恶化，日英关系也出现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连亲日派都不大亲日了。结果，这些元老们，尤其是山县有朋对大隈表示不满。其实，在日本知识界，大隈名声一直就不佳。哲学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机商”，人们提到大隈，往往称之为“肥后之俗物”肥后是大隈的故乡。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支持的军人寺内上台组阁，一改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压迫的策略，寻找合适的对象，加以扶植。因此，他们选择了段祺瑞。扶植段祺瑞的具体政策的实施，就是借给给段政府大量的金钱，让段的北京政府硬起来。同时供给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编练一支“中央军”。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大隈还算是一个有理论的政客。他曾经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明治以来坚定的西化论者。在他看来，在东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基于此，日本学者认为，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显然，从所谓的“支那保全论”到趁一战之机独吞中国，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这样的投机，在当时的日本朝野，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但这种投机的具体操作，效果却相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