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哲学的弊端
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我们自己主观过程的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成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某件事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绝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使它发生的。我们没有要它发生的感觉，我们仅仅处于观察的位置。
然而，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或主动者则全然不同。我们被牵连在内，我们在尝试、在力争，我们做出努力，弄得疲劳不堪，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时觉得强有力，有时又觉得软弱。例如，当我们试图回想、理解、解决一个问题，以及有意要想起一个形象时，就是如此。
这就是意志活动的经验，成为负责的、成为最初的推动者，成为能干的，成为自身的主宰，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他决定的、他因的、无助的、依附的、被动的、软弱的、无能的、被随意支使的、被控制的或被操纵的等等。
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只有这样的微弱经验，虽然我相信有可能经过教育使普通人也感觉到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它做到这样。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那些被称为个性化、真实自我、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的种种概念。而且，我们也将不能在意志、自发性、充分发挥作用、负责精神、自尊以及自信等方面有任何进展。总之，对作为主动主体的人的强调，使人作为开创者、发展者、行动的中心、做事的而不是被做的等等形象成为可能。
似乎各种形态的行为主义都是要坚持制造一种无助的人的这种被动的形象——一个对他自身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人。或者正是这一终极的哲学结论使一切这样的心理学完全不能为那么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丰富的不可否认的经验。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不恰当的、无益的比喻，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常识往往是对立的。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说法已被科学所推翻，这并不是有效的类比。
我也有一个比喻，主动的主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被全盘否认或被化为刺激与反应或当作“不科学”而推在一旁，这取决于客观主义概括范围的大小，这可以类比为或者否认太阳的存在，或者坚持太阳实际是什么别的东西，或者否认太阳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拥护实证论和行为论的人不那么经常如此——武断一切、太教条化、太一元化、太绝对，那么，这许多的错误将不会发生，至少可以避免。
客观的、可预测的、可记录的、可重复的运动或反应往往是比主观观察更可靠、更可信的知识形态，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也绝不会怀疑，作为一种策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往往是恰当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
传统上，我们只能把焦虑、沮丧或快乐大都作为个人经验和口头报告来研究。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某一天，当我们发现有一种可以从外部公开进行观察和测度的焦虑或快乐的相关物，如温度计或气压计那样的东西时，那么这某一天就将是心理学新时代的开始。
我认为，这不仅是可企求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也曾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这等于把认知分割成等级，可靠程度有高有低，形成一种知识等级系统，类似一种同样必需的、关于“科学发展阶段或水平”的想法。
有人曾以一种并非有意取笑的方式说到一本著作，称之为“对知之甚少的女子性欲这一困难问题的一种率直、大胆而又极其精密的研究”。
这里所用的“知之”一词就一种特殊的意义说，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这是一种选定的意义但并非仅有的可能选择。在经验的意义上很难设想有什么事物比女子性欲“知之”更多的了。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的确，很少有什么关于女子性欲的“详尽科学知识”，虽然本来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惟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曾试图和一位妇女争辩，她完全以吃巴西胡桃和蔬菜为生。结果一切辩论都毫无用处，因为她断定是我对胡桃和蔬菜有“偏见”。
或者，为说明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体会一位男子的困惑心情，他的母亲送给他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系上一条领条，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讨厌另一条？”
来自辛那侬的启迪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惟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
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
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有瘾者是否一切治疗都是自我治疗？是否他们想继续治疗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吗？这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自爱和自我宽恕的方式？
一种拥抱过去并消化它，使它转化为好事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在提示我们，其他帮助活动，如心理治疗、教育、父母教养等等也可以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吗？而这一可能性不是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吗？即：任何个人的和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认同的认识，即一种自我认识？观点的效用如何？任何别的人都不会那么喜欢他们，理解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只有从同一个磨房里出来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一切。”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惟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在这一领域中，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察、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各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惟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中存在很多，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吸毒和酗酒。但也已经发现，在许多情境中，最好是黑人和黑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打交道。可以这样推论到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有时会越来越稀释，如女人和女人，孤儿和孤儿，大脑麻痹者和大脑麻痹者，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等等。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份量，正如在某些地方在和平队中教学两年也不能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我能列出很多的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