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孩子在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时，常常会引起焦虑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陌生或者对付不了的物体，如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地依附于父母，这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不管是普通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化险为夷。
上述反应，能够在普通儿童身上轻易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社会中存在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来源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健康或幸运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极大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不会让自己的成员感到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站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事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动乱、革命或者是权威崩溃的社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通过最普通的偏爱现象，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更广的范围内寻求安全和稳定。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如果要将安全需要看作是促进机体潜能的活跃和驱动因素，就只能在真的危机状态中实现，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改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象随时都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象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用神经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着儿童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的儿童。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并非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经病也可能出现在一个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类似遭遇，因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对安全寻求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类型的神经病就是梦游，恰似疯狂的神经狂热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将自己保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变都能应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发生。他们类似于哥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
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神经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抉择。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
忠实于自己的本性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以新的中心产生并重复着那些细节。于是，个人会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情人、妻子或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遥远、陌生和次要了。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他强烈地感到孤独、受冷遇、受排挤、无助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虽然它是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不断涌现的纪实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但真正的科学资料我们却掌握得很少。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徒，过多的盲目性、流动性给儿童身心带来严重损害。儿童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甚至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侨居者、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
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叙述这一切的书，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顽固地要成群结队、要入伙，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瑞的《必须服从的土地》将使我们对这一切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大胆直率给我很大启迪，因为它强调了我平时疏忽的问题，并迫使我对此认真考虑，也许此书也能使广大读者获益非浅。
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友谊的肤浅，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训练小组以及其他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的迅速发展。我强烈地感到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就能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敌人，只要能使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应付外来危险。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他们往往是整个一生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
从面对危险和更讲究的病理学实例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普遍的基本需求核心是挫折、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看来是有矛盾心理的，习惯上还包括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家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基础。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要多于对其他需要的了解。
我们必须指明一点，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的人除外）都需要一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
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
这些需要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们大力提倡，并且比较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多么的无依无靠。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的傲慢和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因为它们并不牢固。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地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违心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心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赋，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
除非我们正处在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否则，就算所有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也肯定会有新的欲望和不安迅速发展起来。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是由哥尔德斯坦提出，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采取何种方式来满足这一需要，对于不同人而言也许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可能想由此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显而易见，创造性行为，与其他任何行为一样是有着多种决定因素的。在具有天赋创造性的人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满意与否，幸福与否，是饥饿还是满足。而且创造性活动显然是有报偿的，有改善作用的，或者是有纯经济效益的。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完全可以区分基本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与基本不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无论如何，我们还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外显行为与它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或目的区分开。在这一层次，个人间的差异是最大的。
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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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