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私人投资出版的诗集在11月的时候，以《流浪者之歌》命名出版了。然而，其中半数以上的诗是在学校里的即兴之作、讽刺人的诗，或是他个人的习作，其他的则为模仿汤姆士·摩尔式的（讨论如何奉承女孩）论文。这些露骨而充满色情色彩的诗——例如，其中一首叫《献给玛丽》——灵感可能来自他在伦敦的经历。由于这首诗，他博得一个“放荡的罪人”的恶名！但是拜伦的第一册诗集，的确是一本既写实又讽刺、感情丰富而浪漫的作品。
当拜伦把一册印好的诗集送给他的导师约翰鲁拜契尔牧师后，所得到的反应是——有些描述太过于热情了！拜伦立即写了一些诗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他的理由和后来他为自己另一部作品《唐璜》的辩护大致一样。他说他的灵感就是“简单的真理”。不过，他在当天收回所有分送给朋友的诗集，全部焚烧，只有四本逃过了这场劫难，而且，有一本是在约翰鲁拜契尔牧师的手中。
过了不久，拜伦又着手写另一本诗集。他打定主意要写一本“极为正确且极为纯洁”的诗集，但是这样过分严谨的作品却限制了拜伦写实、尖锐和幽默的才华。这本诗集在1807年的1月出版，约有一百篇，取名为《生活杂感》。
也许为了要更能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一个五尺八寸半的身材，却有202磅体重的人当然不行），拜伦开始实行斯巴达式的减肥。据他说，是由“激烈的运动，许多的泻药和热水浴”所构成的减肥方式。说也奇怪，从此以后，他竟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身材，直到1818年他到威尼斯以后，才又胖起来。
拜伦并不因自己的诗在南井有读者而感到满足，他又送了一本诗集给亨利·麦肯契（《有感觉的人》一书的作者），并且很高兴能得到这位作家对他诗集的赞美。他也送了一本给韩生先生，然而，除了赞赏之外，韩生还劝告他在演说的天分上多发挥。拜伦回答说他没有成年之前是无法达到那个目标的。他说：“事实是这样，我之所以会待在这里，那是因为我无法在别处发展，因为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酒与女人已耗尽我的一切，现在我已经身无分文了……”
拜伦逐渐将出版目标从私人付印转为大量出版。但是，由于他过分缺乏自信，在私人付印时将一些精华部分删除掉，而所剩下的，不过是些细腻、伤感的作品而已。另外他又加上一些翻译的希腊诗作品及一些仿作。后来，由出版商理奇为此书冠上了一个书名：《闲暇时刻》。1807年6月27日，拜伦兴致勃勃地带着新出版的诗集，回到了剑桥。他每年的零用金已稍稍增加，再加上母亲为他借贷来的钱，使得他能偿付学校的费用。但是，最令他得意的是，他的旧朋友和同学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来，因为减肥后的他已和原来完全不同了。
然而，他才回到剑桥，却又打算退学，要不是他待在那里一个星期和一些新旧朋友闲谈甚欢的话，他也许不会在剑桥再待上一年了。
从表面上看，拜伦似乎很容易改变他的主意。其实，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因素在支配着他的行动。就以他在认识约翰·霍豪士和查理斯·麦修士这两个朋友以后，又决定留在剑桥读书的事来看，便可以明白。
拜伦新认识的这两位朋友，和拜伦一样也很会捣蛋，同时他们也和拜伦一样有异于常人的能力和兴趣。
约翰·霍豪士，是布里斯托的一位国会议员班杰明·霍豪士的儿子，他在1806年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他广阅史书和政治刊物，并且有维新党人的思想，充满了政治野心和对文学的热爱。
查理斯·麦修士和拜伦的认识倒是有点特别。拜伦回南井度假时，他曾住在拜伦的房间，有一个人跟他开玩笑说：“拜伦很在乎别人乱动他的东西，所以你对他的物品要格外地小心，以免触犯他的情绪。”结果他就小心翼翼地使用拜伦的东西，连别人进出，他都要人家轻轻地开关房门。和霍豪士比较起来，他可能较为偏激，他和拜伦讨论一桩两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时，常令霍豪士暗地里捏一把冷汗。拜伦和他在一起时，常会情绪高昂地出点子、想些恶作剧来捉弄人。
1807年7月，拜伦以诗人的姿态回到伦敦，而且，他在南井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他在伦敦的发行人考斯贝，在他自己出版的《每月文学漫游》7月号刊物中，决定碰碰运气，捧一捧拜伦的《闲暇时刻》这本诗集。在同一刊物，还刊出拜伦读华兹华斯诗集（1807年出版）后的感想。拜伦的虚荣心因此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向人表示：“我在书商那里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我并没有出示我的身份，只是暗暗享受这份光荣！”
拜伦闲暇的时候，除了写诗之外，就是满脑子的奇思怪想。他旅行到苏格兰高地后，雇一艘船航行到布里岛，最后再远征冰岛。
当他在秋天回到剑桥时，还买了一只熊。他把它养在他住的阁楼上，还每天带着它去散步，好像用链子牵着一只狗一样。
虽然拜伦极力要让别人有一种错觉——觉得他和其他的贵族一样，在剑桥就只“专修”吃、喝、嫖、赌。但事实上，我们从他写给伊丽莎白·比果小姐的信中可以看出，自从他的诗集付印出版后，他的作品产量大大增加了。在短短的八个星期里，他已写了一本二百多页的小说，几首约四百行以上的诗，还有一些讽刺的小品文。
他觉得自己已荒废功课太久，于是，在11月30日开始整理他“十五岁以来的作业”。他很懊悔地说：“自从我离开哈洛中学以后，因为写诗和追女人，变得既骄傲又懒惰。”不过，有些迹象显示：拜伦一旦认真去阅读一些东西，就会格外仔细，并且能应用他敏锐的判断力。
由于朋友的影响，拜伦更喜爱讽刺作品。在剑桥另一个新学期开始时，麦修士介绍他认识了国王学院的戴维斯和其他几个有点小聪明的同学。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把拜伦吸收为剑桥维新党的党员——尽管拜伦有的只不过是一点单纯的政治思想和自由意识以及反抗心理而已。在这里，拜伦对霍豪士的友谊及景仰之情日益加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同在一个党里，倒不如说是因为有同样的文学兴趣。那时，他们两人正巧各自完成了一部讽刺作品。拜伦的作品是对他所认为的当代“英国诗人”做了一次评述，而霍豪士则仿效别人的作品对政治和社会的腐败做了一番批评。
拜伦的另一个文艺界的友人名叫法兰西斯·霍积生，他和拜伦都喜欢德来敦和派普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霍积生的爸爸与威廉·寄福，即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文学季刊》的主编是好朋友。
霍积生与拜伦的友谊发展有点特别：拜伦曾模仿霍积生的讽刺小品以示敬仰，而生活严谨的霍积生曾有意把拜伦改变成一个正派的人物，结果却和拜伦早期的朋友一样，终生对放荡不羁的拜伦忠心耿耿。
拜伦在剑桥的新生活没有多久又结束了。他利用向韩生先生借来的20英镑在伦敦过了一个圣诞节。除了偶尔去拜访他的朋友以外，他一直到隔年夏天去领受硕士学位时才回去。以后再也没有回剑桥去。
拜伦在剑桥停留的时间里，所拥有的像霍豪士这些人的友谊，算是他在剑桥八年进进出出，所能带走的最宝贵、最永恒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