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皇与国王大搏斗年代的漩涡里，教权与王权、家庭与种族、传统信仰与新潮纷争的浪潮汹涌澎湃。小托马斯，出生在这是一个基督教世家而又趋于政、教、军混杂的封建大家庭里，当时还无力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只能带着时代和家庭的印记而随波逐流。
1.封建大家庭的裂痕
在意大利的罗马城和那不勒斯之间，有一个阿奎那城。大约在1224年末或1225年初，托马斯-阿奎那出生在阿奎那城的洛卡塞卡城堡。
当时的意大利，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王国，由德国统治者弗烈德里二世兼领这里的国王；中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是教皇的辖地。阿奎那城地处教皇国和西西里王国的结合部，这里当然也就成了基督教思想和世俗思想、教皇势力和国王势力互比高低、一决雌雄的地方。这个小城的人们虽然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徒，但阿套那城已不为教会所管辖，不属于教皇国的版图，城里的不少教徒也已转向服务于弗烈德里二世国王了。
托马斯·阿奎那出身于这个地方的名门望族，阿奎那城就是以他的曾任皇家军队指挥官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封地。这个封建大家族信奉的是基督教，族人中有几个是伯爵。托马斯·阿奎那的父亲朗杜夫·阿奎那是阿奎那城的首席长官，同德意志皇帝有姻亲关系，他本人不过是个骑士。这位父亲共有8个子女，托马斯·阿奎那排行第五，如果按照当地的习惯，堂兄妹也计算在内，总共有12人，托马斯·阿奎那则列为第七。
托马斯·阿奎那自幼体魄强健，有一颗装满学识的头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眸子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辉。他不喜欢像同龄人那样玩打仗游戏，而是同长辈们一起听寄宿在他家里的托钵僧讲故事。他特别羡慕这些托钵僧，常常无言地注视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动作。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习惯于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思索那些大人们都费解的问题。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聆听着洛卡塞卡峭壁上面隆隆滚滚的雷声，不由他思索起一个似知非懂的上帝——这个受到世人曲解、亵渎和诽谤的问题。他朦胧地意识到，在上帝的名义下，他的众多子民被判处终身苦役，这些人逆来顺受，为追求来世的幸福，为现世的达官显贵们辛勤劳作；在上帝的名义下，“信教者”的军队残酷地掳杀那些敢于以自己的异端方式来爱上帝的“怀疑论者”。托马斯·阿奎那想，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有什么差错，或许自己长大以后能够知道如何去纠正这些错误。
看来，一个基督教世家的爱好思索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要朝着神学的方向迈进了。
实际上，托马斯·阿奎那的这条路也不是很顺畅的。因为这个大家族虽然世代相传信奉基督教，但是，当时的家庭成员并非人人都效忠于教皇、服务于教会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父亲就是弗烈德里二世国王的忠实捍卫者，尽全力为西西里国王效劳。他的两个长兄也在西西里国王的军队中服役，听从弗烈德I里二世的指挥。他的另一个兄弟则反叛国王，参加教皇的队伍，被国王抓捕后立即判处了死刑。在这个中世纪封建家庭里出现的这种裂痕，是家庭与种族之间的纷争？是教权与王权的冲突？
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
2.教权与王权的纷争
托马斯·阿奎那，不仅生于教皇与国王领地的结合部，而且处于教权与王权纷争的年代。
教权与王权的纷争，从理论渊源上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354—430年），他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提出了上帝之城的永恒性和地上之城的暂时性，认为上帝之城在凡间的代表是教会，地上之城是世俗的国家。他进而断言，世俗国家只有服从和服务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这就是说，王权要低于教会的权力。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几个世纪以来，教会成了欧洲最大的财产所有者，教皇成了欧洲最大的封建领主，基督教的势力伸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基督教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每一个行动。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教会都占据着统治地位，拥有了压倒一切的力量。正如教皇尹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所宣称的：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教会具有绝对的权威，教皇的权力好比太阳，君主的权力好比月亮，月亮充其量也不过是反射太阳的光辉而已。
到了11世纪末，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动摇了。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西欧，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古城市大批复兴，而且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西欧的封建社会开始摆脱原始的孤立状态，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种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再加上教会煽动所兴起的十字军东侵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文化交流，加速了西欧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意大利，出现了像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等一批著名的工商业中心和城市共和国，它们与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展贸易往来，把东方的贵重商品转运到西欧获取巨额利润。日益富裕起来的意大利城市为捍卫自身的利益，与统治它们的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逐步获得了城市的统治权，并控制了周围的一些地区。因而，形成了教权与政权纷争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为了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在标榜拯救人的灵魂的同时，也在大肆捞取一切权利。他们经营商业，从事高利贷活动，接受大量捐赠，甚至有的奢淫无度，同王权合流。教士普遍的世俗化，使教会的道义威信大为降低。
相反，当时管辖托马斯·阿奎那诞生地的西西里国王弗烈德里二世却是一个有政治才能和科学头脑的人，是一个有计谋的统治者和一个有胆识的政治家。他既懂自然科学，又爱好人文科学。他广交社会各界名流，结识了不少科学家．哲学家、医生、翻译等。他有较强的军事组织指挥才能，所建立的一支以阿拉伯人为骨干的军队，勇猛善战，所向无敌。特别是他有浓厚的自由思想和自然主义思想，在他的宫廷里，云集了一批不同国籍的学者。在他的王国里，罗马、希腊、阿拉伯、犹太、伊斯兰等文化交融在一起，成了东西方文化汇合的中心。就在托马斯·阿奎那出生的这一年，弗烈德里二世在那不勒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国立大学。校园内各种思想自由交流，学术气氛极为浓烈，尤为突出的是，这个大学的课堂上敢于公开演讲教会所极力禁止的亚里士多德思想，难怪后来人说西西里王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自由王国”，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艺术杰出的国家”。弗烈德里二世本人也被马克思说成是有残酷性和伪善性的“自由思想者”，被当时基督教徒辱骂为“凶恶的国王”和“贪食的老鹰”。
这位雄心勃勃、敢于向教皇权威抗衡、敢于同教会争夺领地I的国王，对于辖区内教会势力的争权夺利是不会熟视无睹的。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家乡，王权与教权的交锋，集中表现为弗烈德里二世与卡西诺山本笃隐修院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