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米考伯先生的申诉得到了受理的机会；根据破产债务人法，他奉命得到了释放，这让我大为高兴。他的债主们也不是毫无通融的余地。米考伯太太告诉我说，就连那个凶狠的鞋匠，都在法庭上当众宣布，他对米考伯先生并无恶意，只不过人家欠他钱，他总是想收回的，这是人之常情。
我发觉，想要问那个跟我密切相关的问题，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机会了，于是我便对米考伯太太问道：
“我可以问一句吗，夫人？现在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经过去，已经获得自由，你们有什么打算呢？考虑好了吗？”
“我娘家，”米考伯太太说（她说这几个字时，总显得很神气，但我从来没能发现她指的是什么人），“我娘家的人的意见是，米考伯先生应该离开伦敦，到别处去发挥他的才能。米考伯先生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科波菲尔少爷。”
我说，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他很有才能，”米考伯太太重复说，“我娘家人的意思是，像他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人帮点忙，完全可以在海关上找个事做。我娘家在普利茅斯当地还有点势力，所以他们希望米考伯先生去那儿。他们认为，他本人必须待在那儿。”
我已经习惯于跟米考伯家相依为命，跟他们成了患难之交，亲密无间，除了他们，我就举目无亲了；一想到我又得重找住所，又得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仿佛旧时的光景又回到目前的生活中，因为我对以往的经历，记忆犹新。一想到这一点，我所有受到过它狠狠伤害的敏感的感情，所有它在我心中永远留下的耻辱和不幸，就会变得更加痛苦难当。因此我认定，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米考伯一家走了。
我也不打算再在那儿过更多疲劳乏味的日子了。不打算过了。我已经打定主意要逃走了——决定不管用什么办法，到乡下去，到世上我唯一的亲戚那儿，把我的遭遇告诉我姨婆贝特西小姐。
可是，我连贝特西小姐住在哪儿都不知道。我给佩格蒂写了一封长信，装作不经意地问她，她是不是还记得。我托词说，听说有这样一位太太住在某个地方（地名是我胡诌的），我很想知道是否就是这个地方。在信中我还对佩格蒂说，我有项特殊的用途，急需半个几尼，要是她能借给我，待我有钱时再还她，我将对她非常感激，至于派什么用场，我以后会告诉她。
佩格蒂的回信很快就来了。跟往常一样，她对我充满了挚爱和忠心。信中附来了半个几尼（恐怕这是她费尽心机才从巴基斯的箱子里弄出来的），还告诉我说，贝特西小姐住在多佛附近，但是是在多佛本地呢，还是在海斯、桑德盖特，或者福克斯通，她就说不清了。不过，我问过我们货行里的一个人，据他说，这几个地方都离得很近。我认为，这对于达到我的目的，已经足够了。于是就决定在那个周末动身。
我的箱子还在河对岸的旧寓所里，我已经拿了一张我们钉在酒桶上的店址卡片，用作行李签，在背面写了几个字：“大卫少爷，暂存多佛公共马车站，待领。”我把这张卡片放在口袋里，准备从寓所里取出箱子后，再把它拴上。在我往寓所走去时，我直朝四周张望，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可以帮我把箱子搬往车站售票处。
我看到有一个双腿长长的青年，赶着一辆空着的小驴车，站在黑衣修士路上的方尖碑附近。我从他身边走过时，我的目光正好跟他的相遇，他就骂起我来了，骂我是个“只值六个假便士的小无赖”，想“看清了好做证”，这是在找死哪——我知道，他这准是指我盯着他看这件事。我站住脚对他说，我朝他看并不是有意冒犯他，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干一件活儿。
“啥活儿？”长腿青年问道。
“搬一只箱子。”我回答说。
“啥箱子？”长腿青年又问道。
我告诉他，我有一只箱子在那边那条街上，我愿出六个便士，要他把箱子搬到多佛车站。
“就六便士吧，我替你搬！”长腿青年说，接着便跨上自己的车（他那辆车，只不过在轮子上装了个大木盘），咕噜噜地向前飞驰而去。我竭力追赶，好不容易才追上了它。
这青年有一副目空一切的蛮横神气，跟我说话时，嘴里总叼着一根草棍儿，我看着很不喜欢。不过交易既已谈妥，我就带他到了那家楼上我要搬离的房间，一起把箱子搬下来，放到他的车上。此刻我还不愿把行李签拴上，怕被房东家的什么人看穿我的行动，把我扣留。所以我对那青年说，到高等法院监狱没有窗户的墙外时，请他停一会儿。我的话刚一说完，他就把车赶得咕噜噜地飞跑了，仿佛他、我的箱子、车子，还有那头驴子全都发疯了。我在他后面一面跑着一面喊着，到约定的地点赶上他时，我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由于过于激动、紧张，我在掏行李签时，把我的半个几尼也从口袋里带出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急忙把它放进嘴里，虽然我的两只手哆嗦得厉害，让我满意的是，我总算把行李签拴到箱子上了。可就在这时，我只觉得我的下巴被那个长腿青年重重拍了一下，于是眼看着我的半个几尼从我嘴里飞进了他的手中。
“好哇！”青年抓住我的衣领，可怕地咧嘴狞笑着说，“这是桩违警案，是吧？你这是想溜，是不是？走，上警察局，你这小坏蛋！走，上警察局！”
“请你把钱还给我，”我说，当时让他给吓坏了，“放我走吧！”
“走，上警察局！”青年说，“你到警察局里去说去。”
“请你把我的箱子和钱还给我吧，好不好？”我喊着说，一下哭了起来。
青年嘴里仍在说：“走，上警察局！”一面恶狠狠地把我拖到驴子跟前，仿佛这头牲口跟治安官之间有什么密切关系似的。就在这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跳上车子，坐到我的箱子上，大声嚷嚷说，他要驾车直接去警察局，同时比先前更快地把车一阵风似的赶走了。
我拼命地在他后面追赶，可是我已上气不接下气，叫不出来了，而且即使有力气，也不敢叫。我追了他有半英里地，路上至少有二十次，我差一点让车给辗过。我时而看不见他，时而看见他，时而又看不见他，时而遭鞭打，时而受吆喝，时而跌进烂泥里，时而爬起身来，时而冲进什么人怀里，时而一头撞在柱子上。到末了，由于既怕又热，弄得头昏颠倒，同时又担心，不知道这时是不是半个伦敦的人都出来捉拿我了，我只好由着那个青年带着我的箱子和钱，去他要去的地方了。我一面喘气，一面哭着，但是决不停下脚步，直朝格林尼治前进，我知道它在多佛大道上。我一直朝我姨婆贝特西小姐隐居的地方走去，身上带的东西是如此之少，比起那个惹得我姨婆大为恼怒的晚上，我来到这世上时所带的多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