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不再去追那个赶驴车的青年，而动身径直朝格林尼治走去时，当时我说不定有过荒唐的想法，要一路跑到多佛。要是我有过这种想法，在这点上，我那混乱的思绪，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因为我在肯特路上的一排房子跟前站住了。房子前面有一个水池，池子中央有一座笨拙可笑的大塑像，吹着一个干涸的海螺。我在这儿一家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由于大大地辛苦了一番，我已经筋疲力尽，连为我丢掉的箱子和半个几尼痛哭一场的劲儿几乎都没有了。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坐在那儿休息时，听到钟打了十下。不过，好在当时正是夏天，天气又好。待到喘过气来，喉头已不再那么堵得慌时，我就站起身来，继续朝前走去。尽管我已陷入困境，我却丝毫没有往回走的念头。我想，即使肯特路上有瑞士那样深的积雪，我也不相信我会有往回走的念头。
我身上一共只有三枚半便士的硬币（星期六晚上，我口袋里怎么竟会留下这笔钱，我自己也感到纳闷）！我虽然在朝前走，可心里并没有少焦急。我开始想象，一两天之内，报纸上有条新闻，说有人发现我倒毙在一排树篱之下。我虽然心情悲苦，步履艰难，但我还是尽快朝前走着，直到来到一家小铺子跟前。小铺子门前写着：收购男女服装，高价收买破布、骨头和厨房废品。铺子老板只穿件衬衣，正坐在门口抽烟。铺子里低矮的天花板下，挂着许多外套和长裤，里面又只点着两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影影绰绰地照在那些衣裤上。因而我想象，那老板就像是个报仇雪恨的人，他已把所有仇人吊死，正在那儿自得其乐呢。
我新近从米考伯夫妇那儿得到的经验提醒我，这儿也许有办法给我救急，使我暂时免得挨饿。我走进附近的一条小巷，脱下身上的背心，把它整整齐齐地卷了起来，夹在腋下，然后回到那铺子门前。“老板，你要是给个公道价，”我说，“我就把这件背心卖给你。”
道勒毕先生——至少店门上写的是道勒毕这个名字——接过我的背心，把他的烟斗，斗儿朝下靠在门柱上，走进铺子，我跟在他后面。他用手指掐掉两支蜡烛的烛花，把背心铺在柜上，在那儿看了一遍，又把背心提起来，就着烛光再看了一遍，然后说：
“嗯，这件小背心，你要卖多少钱？”
“哟！老板，你在行。你说吧！”我谦虚地回答说。
“我不能既做买主，又做卖主，”道勒毕先生说，“这么件小背心，你开个价吧。”
“十八便士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试着说。
道勒毕先生重又把背心卷了起来，递还给我。“就算出九便士买下它，”他说，“也是抢劫我一家大小了。”
这样做买卖，真叫人不愉快。因为硬让我这样一个跟道勒毕先生素不相识的人，为了我的缘故，要他去抢劫自己的家人，实在不是件好事。不过，我的处境太窘迫了，只好说，要是他肯的话，我愿意九便士卖给他。道勒毕先生嘴里咕哝着，给了我九便士。我跟他道了晚安，走出店门。手上多了一笔钱，身上却少了件背心。不过我扣上了外套的纽扣，也就没什么了。
说实在的，我早就清楚地料到，接下去我就得卖掉我的外套了，为此我应该尽快赶路，争取能穿着衬衣和长裤到多佛，即便能保住这样的穿着到那儿，都算是非常侥幸了。不过，我并没有像人家推测的那样，把心思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当我口袋里装着九个便士，重又上路时，心里除了对前面的路程有多远，以及那个赶驴车的青年待我太狠的想法外，当时我并没有迫切地想到眼前有多大困难。
我想到了一个过夜的办法，我打算就按这个办法实行。办法是，睡到我读过书的学校后面围墙外一个角落里，那儿通常都堆有一堆干草。我想象，我能跟那个同学，以及我以前在里面讲故事的宿舍那么近，就像是有人做伴了，虽然同学们对我的到来一无所知，那宿舍也不能给我遮风挡雨。
我已经辛苦了一整天，到我终于爬上布莱克黑斯平原时，我真累坏了。为了找萨伦学校，费了点事，不过到底还是找到了，而且也找到了墙角里的那堆草堆。我就在草堆旁边躺了下来。在躺下之前，我先沿墙走了一圈，仰头朝那些窗户看了一番，只见里面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生平第一次躺在头上没有屋顶的地方过夜，那种孤寂凄凉的感觉，真是永世难忘！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在那条笔直的大道上，整整走了二十三英里，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傍晚时分，我发觉自己过了罗彻斯特的大桥。这时两脚疼痛，全身疲乏，我就坐下来吃买来做晚饭的面包。有一两座小房子外面，挂着“旅人客栈”的招牌，使我动心，可是我怕花掉身上仅有的几个便士，更怕碰上那班流浪汉那副凶恶的样子，因此，除了青天，我不再找别的遮身之地。我经过艰苦跋涉，来到了查塔姆——这地方晚上看去就像梦中一般，只见一片白垩、几座吊桥，以及在浑浊河水中一些诺亚方舟般有篷无桅的船只——我终于爬上一座长满草的炮台，炮台下方有一条小径，有个哨兵在那儿来回走动。我便在一尊大炮旁躺了下来，好在有哨兵的脚步声为我做伴，虽然他并不知道我就睡在他上面，就像萨伦学校的同学不知道我就睡在墙外一样。我一觉沉睡到天明。
早晨起来的时候，只觉得两条腿又僵又疼。当我走下坡来，朝那又长又狭的街道走去时，军队的鼓声和行进声，好像从四面八方包围住我，把我弄得头昏眼花。我觉得，要是我想要留点力气，以便能到达旅途的终点，那我那天就不能多走路，我决定把变卖我的外套，作为我当天的主要工作。因此我脱下外套，为的是使自己适应，没有外套也能对付。我把外套夹在腋下，开始巡视起各家旧衣店来。最后我以十八便士卖掉了我的外套。
出逃后，想象中我母亲在我还没出生时的少女形象，好像一直在支持着我，引导着我，而且一直在陪伴着我。当我在啤酒花丛中躺下睡觉时，这幅形象就在啤酒花丛中。我早晨醒来时，她也跟着我一起醒来。我上路，她就跟我同行，整天走在我前面。从那时起，我看到坎特伯雷那在灼热的阳光下打盹的街道，就联想到母亲的容颜；看到那古老的房舍和城门，它那古老、庄严的大教堂，以及那些围绕着钟楼飞翔的白嘴鸦，我也联想到她的容颜。后来，当我终于来到多佛附近光秃广阔的丘陵地带时，母亲的容颜给了我希望，消除了这儿的荒凉景象。直到我出逃的第六天，在我到达我旅程的第一个大目标，真正踏上那个市镇时，母亲的容颜才离我而去。不过说来奇怪，当我脚穿破鞋，衣衫不全，浑身尘土，皮肤黝黑，站在渴望已久的地方时，母亲的容颜竟像梦一样突然消失，撇下我独自一人，无依无靠，备感凄凉。
我先在渔夫中间打听姨婆的消息，他们的回答说法不一。后来，我在市场附近街角的一家空铺子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盘算着是不是要到前面那些去过的地方再打听一番。就在这时，一个赶车的赶着马车经过，掉下了马衣。我拾起马衣递给他，发现这人脸相和蔼，便大胆地问他，是否知道特洛伍德小姐住在哪儿。虽然因为这句话问的次数太多，我几乎没说出口就咽回去了。
“特洛伍德？”车夫说，“让我想一想。我知道有这么个人。是个老太太？”
“是的，”我说，“没错。”
“腰板儿挺直的，是不是？”他说，同时也伸直了自己的腰板。
“没错，”我说，“我想是这样。”
“常拎个手提包？”他说，“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大提包，是不是？脾气挺倔的，跟你说话的时候，老斩钉截铁似的，是不是？”
我承认他这番形容很准确，但心里不由得却凉了半截。
“那我就告诉你吧，”他说，“往那边上去，”他用鞭子指着前面的高坡，“一直往前走，走到有几座朝海的房子那儿，我想，到那儿你准能打听到她。不过，我看她什么也不会给你的。所以还是我这儿给你一个便士吧。”
我感激不尽地收下他的赠款，用它买了一个面包。我一路走，一路吃，照那位车夫朋友所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好久，还没有看到他说的那几座房子。最后，终于看到前面有几座房子。我走上前去，走进一家小店铺（就是我们家乡通常叫作杂货铺的那种），求铺子里的人告诉我，他们是不是知道特洛伍德小姐住在哪儿。我本是向柜台后面那个男人打听的，他正在给一个年轻的女人称米，但那个年轻女人以为我是在问她，连忙转过身来。
“你问我家小姐吗？”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孩子？”
“对不起，”我回答说，“我有话要跟她说。”
“你是说，你要向她乞讨吧？”那姑娘接嘴说。
“不是，”我说道，“真的。”不过我突然想到，实际上我来这儿并非为了别的目的，于是一时间慌乱得说不出话来，觉得脸也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