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是个大卫·科波菲尔！”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彻头彻尾的大卫·科波菲尔！附近一只乌鸦都没有，他却把这房子叫作鸦巢，他相信一定会有乌鸦，因为他看到有几个鸦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说，“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在我面前数落他——”
我想，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有一会儿一定想要狠狠揍我的姨婆一顿，不过像她那天下午的那副样子，即使她受过很好的训练，我的姨婆也只需一只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给制服。可我的母亲只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这念头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随后她便温顺地重又坐了下来，接着就晕过去了。
待她醒过来时，或者是贝特西小姐把她弄醒过来时，反正不管怎么样，她发现贝特西小姐正站在窗前。这时，黄昏已逐渐变成黑夜，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要不是靠了火炉的亮光，她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说，”贝特西小姐走回到椅子跟前问道，仿佛她方才只是偶尔看了看景色，“你预计在什么时候——”
“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啦。我看，我一定快要死了！”
“不会，不会，”贝特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哎哟，哎哟，你说喝茶对我管用吗？”我母亲不知所措地叫喊道。
“当然管用，”贝特西小姐说，“你这只是在胡思乱想罢了。你管你的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姨妈。”我母亲天真地回答说。
“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不是生个女孩，”贝特西小姐说，“我可一点也不怀疑，一定是个女孩。这样吧，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
“也许是个男孩呢。”我母亲冒昧地插嘴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定是个女孩，”贝特西小姐回答道，“别跟我拌嘴啦。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打算就做她的朋友，愿意做她的教母，我求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特西·特洛伍德可一辈子都不应该犯错啦。她的感情也不应该再滥用啦，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好好地受到教育，好好地受到保护，不让她愚蠢地去信赖那些不应该受到信赖的人。我一定要把这当作我自己的责任。”
贝特西小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每说一句，她的头都要抽动一下，仿佛她自己的宿怨旧恨正在内心发作，因而她得极力克制住自己，不让它们表露得过于明显似的。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中看着她时，心里是这样想的。不过当时我母亲太怕贝特西小姐了，自己的身子又极不舒服，加上又过于顺从和过于慌张，什么都没能看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大卫待你好不好，孩子？”沉默了一会儿后，贝特西小姐问道，她那头部抽动的动作也逐渐停歇下来，“你们在一起过得快活吗？”
“我们很快活，”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待我真是太好了。”
“哦，我看他是把你惯坏了吧？”贝特西小姐说。
“现在在这艰难的世界上，我又成了孤身一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是的，我怕他真的把我给惯坏了。”我母亲呜咽着说。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特西小姐说，“你要知道，这对你自己，对我的教女，都没有好处。行啦！你不许再哭了！”
这一理由对使我母亲平静下来起了一些作用，不过对她的身子感到愈来愈不适也许起了更大的作用。接着是一阵沉默，只是偶尔被贝特西小姐突然发出的“嘿！”声打破，她坐在那儿，两只脚仍搁在炉栏上。
“我知道，大卫曾花钱给自己买过一笔保险年金，”过了一会儿，贝特西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答说，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劲，“对我非常关心，为我安排得很周到，把其中的一部分年金划归给我继承。”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道。
“一年一百零五镑。”我母亲回答。
“他原本会干得更坏呢。”我姨婆说。
“坏”这个字用得正是时候，我母亲这时的情况正是坏透了，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女仆佩格蒂，一眼就看出她如此难受是怎么一回事——要是当时房间里光线较亮的话，贝特西小姐本当早就可以看出来的——佩格蒂急忙把她扶到楼上我母亲自己的卧室，并且立即打发她的侄子汉姆·佩格蒂去请护士和医生，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已经把汉姆藏在我们家好几天了，为的就是在紧急时刻供差遣。
当那两位联手的重要人物在几分钟内相继到来时，看到一位表情矜持的陌生女人坐在壁炉前，左臂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棉花，他们都大吃一惊。佩格蒂对她一无所知，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她坐在小客厅中，完全是个神秘人物。尽管她口袋里装了一大堆珠宝商的棉花，耳朵里也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丝毫无损她神态的威严。
齐利普医生去过楼上后又下来了。据我猜测，他一定想到，自己有可能得跟这位陌生太太面对面地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便加倍小心，极力表现出懂礼貌和讨人喜欢的样子。在男性中，他称得上是个最温顺的人，也是小个子中脾气最好的人。他连进出房间时都侧着身子，以便少占点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很轻，简直像鬼魂，而且走得比鬼魂还慢。他把头低垂向一边，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贬低自己，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讨好别人。别说他对狗都不曾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就连对疯狗都不会说一句难听的话。即使非说不可，他也只会温和地对它说上一句，或者半句，或者是一句的一部分，因为他说话也像走路一样慢吞吞的；可他决不会对它说出难听的话，也决不会对它发火动气，不管是为了什么人世的理由。
齐利普先生把头侧在一边，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婆，微微地对她鞠了一个躬，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耳，示意对方耳朵里塞着的棉花。
“是有点局部发炎吗，小姐？”
“什么！”我姨婆回答，一边像拔塞子似的把棉花从耳朵里拔了出来。
齐利普先生被她这一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几乎弄得张皇失措了。可他还是和颜悦色地重复问了一句：
“是有点局部发炎吗，小姐？”
“胡说！”我姨婆回答了一声，又一下子把棉花塞回耳朵。
齐利普先生碰了这个钉子后，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只好坐在那儿，怯生生地朝她看着，她则坐在那儿看着炉火，直到他又被叫到楼上去。
性情温和的齐利普先生，即便任何时候都不会记仇，在这种时候他也决不会对人怀有恶意的。所以他的事情刚一办完，就侧着身子走进小客厅，用他那最和蔼的态度对我姨婆说：
“啊，小姐，我很高兴，向您道喜啦。”
“她好吗？”我姨婆问道，她交叉抱着双臂，一只胳臂依旧系着帽子。
“哦，小姐，我想，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齐利普先生回答说，“在这样悲惨的家庭境况下，对一个初次做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我们所能期望的，这已经是够好的了。您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小姐，绝没有什么妨碍，也许对她还有好处呢。”
“她呢，她好吗？”我姨婆突然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把头更加转向一边，像一只讨人喜欢的小鸟一样看着我姨婆。
“那孩子，”我姨婆说，“她好吗？”
“小姐，”齐利普先生回答，“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生的是个男孩。”
我姨婆听了一言不发，而是抓住帽带，提起帽子，把它当作投石器似的，朝齐利普先生的头打了一下，然后戴上打瘪的帽子走出去了，从此没有回来。她就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子，或者像人们认为我能看见的鬼魂一样，不见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