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者角度来看，中国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单个经营规模有限，导致一家一户的农民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力较弱；此外，由于农产品既受“季节生产、常年销售”特征的制约，又有一个“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信息与流通难题。由此，中间商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绑架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动力与能量更强。
所以，农产品的真实价值，往往被处于资本强势、组织强势、信息强势的中间商所扭曲。能囤货炒作的，则囤货炒作；不能囤货炒作的，“找个由头齐声喊涨”也照样可以拉高零售价格。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仍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以及2010年以来国家打出了一系列房产调控政策“组合拳”，使得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情绪浓厚。2010年，楼市调控重拳出击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纷纷出现投资客单笔上亿的抛售，或者一次出现近百套抛盘的情况。5月，广州各大中介发布的信息显示，五一小黄金周里，每天成交量不足100套。
在此情况下，部分炒房资金暂时退出房地产这个“掘金”板块，大量热钱急切寻找出口。此时，恰逢2010年自然灾害频发，种植面积减少等状况，大蒜、绿豆等农产品的出现，让双方一拍即合，热钱转而投向农产品市场，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名农产品“炒手”就表示：“炒房？还不如炒大蒜收益快、收益高呢！”自2009年底至今，他用50万元炒大蒜，赚了200万元。在他的示范效应下，近两个月，他的几位朋友都准备将原来准备买房的资金，用来炒大蒜。
而且，仔细分析热钱现在炒作的农产品，就可看出它们具有共同属性：有一定的地域性，减产预期较强，价格有上升空间；与城市居民消费者习惯相关，生活必需品更容易将价格炒高；便于储存，可以为炒作留出时间。显然，大蒜、绿豆、玉米等已经被炒起来的农产品都具备这些属性，大蒜主产区在山东金乡县，绿豆和玉米主产区在东北，它们都是生活必需品，且随着储备技术的发展，都便于储存。
具有地域性，就表明其不像大麦和米一样种植面积分布广，总产量高，更容易被操控。以绿豆为例。
2009年全国杂豆（大豆除外）总产量不过500万吨，其中，绿豆总产量接近100万吨。与年产量均达数亿甚至几十亿吨的主要粮食作物相比，绿豆就如同股市中的小盘股，价格容易被操纵。如果按照2元/斤的收购价计算，40亿元左右的资金就可以掌控整个绿豆市场，进而就可以兴风作浪了。
炒作的风险系数小，且获利丰富，农产品自然成为热钱的落脚处，也成为房地产市场萎靡时的“避风港”。
但是，“把约翰的还给约翰，把彼得的还给彼得”，炒作毕竟不是投资常态，正如君子兰在商品意识重新萌动的年代无比诡异地开出经济泡沫“恶之花”一样，泡沫总有破灭的那一刻。1985年6月，似乎一夜寒冬，君子兰价格一落千丈，垃圾堆中随处可见君子兰，大家的“发财梦”破灭。
到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后一刻，声落花落，最后接花者就是最倒霉的人。而在这一轮农产品炒作中，谁才是最后接花者，我们拭目以待。
让人心寒的中国房价
2009年末，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出全球七大近在眼前的金融泡沫，其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名列第二。
无独有偶，美国《新闻周刊》也把中国将因房产泡沫破裂而陷入经济崩溃置于该刊“2010年十大世界预测”的第二位。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泡沫，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首先，房价涨速过快，过去的5年间，中国平均房价上涨了1倍左右；同时，房租收益率却明显处于低位，目前2.5%-3%的房租收益率，大大低于抵押贷款利率。
其次，房价收入比过大。国际上公认的房价上的“合理的价格水平”，是相当于每户居民3-6年的平均收入。当房价收入比超过6时，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当超过7以后，就是“国际房价难承受的地区”。反观中国，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约为7.8，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则更高，约为14-16。
其中，存在多少泡沫，泡沫被吹得有多大，可想而知。
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华尔街的房地产投资巨头与众多中国个人购房者都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处境，是采取行动，还是等等看？但是，一些怀揣巨额资金的国内投资者却急不可耐地“杀入”，抢购豪宅，而海南的房价更是如火箭般冲天而起。
2010年初海南国际旅游岛项目获批，当地房价就如同坐上火箭般蹿升，三亚凤凰岛一处房产，已经卖到9万元/平方米，短短10天，涨幅高达130%。海南房价如此暴涨，与地产投资者的涌入不无关系：江浙投资者包机前往海南大小城市看房，东北投资者也开始疯狂扫货，一些宁波投资者甚至不去现场，直接通过海南项目在当地的代理商买房。
事实上，在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之前，就有10万浙商进驻海南，仅注册资本就达到上百亿元，实际投资运作的资金可能高达300多亿元。截止2010年2月，超过4000亿元资金流动到海南房地产。在海南，投资者们买房子就像在抢购大白菜，很多人甚至携家带口提着现金去买房。
曾经，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充斥着狂热情绪和不差钱的“豪情”，似乎美国房价会永远涨下去，所以有源源不断的钱注入进去。但结果呢？次贷危机的爆发，粉碎了泡沫，也浇醒了一些资本的“炒作梦”。
如果热钱不停炒作，中国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那么美国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这种提示足够令人警醒！
比较巧合的是，在《福布斯》将中国房地产泡沫列为世界第二大金融泡沫两个月后，中国也发布了一则关于本国房地产的报告。值得玩味的是，前后、中外两种结果竟然可以算作“截然相反”。
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房屋租赁价格则下降0.6%。
暂且不论哪家之言更为准确，但上涨1.5%，这一数据与国内普通民众切身感受想去甚远，立即引发一片质疑之声。人们纷纷表示，统计局把小数点的位置弄错了，是上涨了15%，而不是1.5%。有网民甚至质疑统计局弄虚作假，目的是为了减轻人们对房价不断飙高的怨气。
仅仅用一个数字，就能减轻高房价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这多少听起来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而且，对于真实情况，人们并非没有切身感受，眼看着国内不断刷新的“地王”记录，房价不断登上新高度，由此，温柔的统计数字只会“制造”强烈的反差，考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不能不说，适应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潮而生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1998年，中国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制度，截止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真正发展不过12年。但是，就在12年的有限发展时间中，中国却走过了一些国家耗费50年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房地产发展之路。
现在，走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发现正在修建中的商品房，以及美轮美奂不输任何一座世界城市的大型楼盘。而在浮华的背后，在过去12年间，中国房价的飙升，也足以让世界咋舌。
数字可以给人以直观的感受，以下是1990年-2009年20年间，全国房价收入比变动情况：
以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相关数据，2009年北京市房价收入比已达到27：1，超出国际平均水平5倍。一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即使双方不吃不喝，也要努力27年才能买到一套房。
而上海陆家嘴2009年的房价是5-10万/平方米，与东京中心地区的房价相差不多。但上海的面积是东京的3倍，GDP却只有东京的1/10。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中国部分城市房价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而GDP 增长速度，也赶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这个事实造成的另一个事实，就是：不仅低收入者买不起房，中等收入群体也倍感吃力。
1982年出生的小张已经在北京工作三年，与妻子两人的工作都很稳定，每月两人的总收入约15000元。与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3726元的月平均工资相比，小张夫妇二人的收入属中上等。2009年9月，他们看中了北京东四环外的一套二手房，面积只有56多平方米，总价却高达108万元。
无奈之下，他们只有让双方父母帮助拿出30万-40万元的首付，两人的积蓄用来装修和购买家电。当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购房者越来越难以承受，就催生了这种“四加二”的买房模式：双方父母出首付，子女自己偿还月供。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06-2007年中国结婚市场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城镇结婚消费中，81.6%的新人得到父母们不同程度的财力支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买房子。
一套房子足足耗费了几代人的积蓄，很多年轻人表示，父母节省了一辈子，退休之后还要为子女背负购房压力，自己也感到痛心。但面对高房价，自己无能无力，也只能被迫“啃老”。
无论如何，小张夫妇仍属幸运，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上了房子，但更多到了适婚年龄的80后，面对动辄上百万元的房子，却只能望而却步。2009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房价太高，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的家庭没有能力购房。
在高房价的挤压下，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一套房子耗尽了一生的财富，甚至是几代人的积蓄，这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名噪一时的电视剧《蜗居》有两组对话引人深思：一句话是宋思明深谙其道地对海藻说的话，大意是繁华背后，就是用平民的幸福堆砌起来的；另一句则是女主人公海萍的话，大意是我们只能牺牲一代人的幸福，让下一代不再蜗居。前者说出了事实，后者道出了心酸与无奈。
房价高涨的幕后推手
纵观中国房地产市场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深究中国高房价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种：商品房开发成本不断提高，尤其近年来城市土地实行的“招拍挂”政策推高了房价成本；商品房需求旺盛，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住房需求的增加；开发商追求高利润，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十大高利润行业中，房地产名列榜首，而提高房价就是获得高利润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此外，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也会传递到房地产市场及其价格上来。
当然，还有一种原因不能被忽视，即肆无忌惮的炒作与炒作。根据《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7）》数据，深圳市领到产权证后半年内就转手的住房占住房总套数的30.31%，得到产权证后3年及3年以上转手的住房占住房总套数的28.11%。由此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的购房行为不是为自住，而是用于炒作。
就是这种不断的炒作行为，人为地造成了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形成虚假需求，炒高了房价，从这个角度而言，“炒房”是推动房价上涨的助推器。
自2001年起，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城市的售楼处，可以经常看到一群驾车而来的外地人，他们总是统一决策、相依而买，动辄就是几十套、上百万。他们就是来自温州的“炒房团”，推动中国炒房热潮、引领随后各地炒房大军的始作俑者。
随着温州人集体到全国各地看房、购房现象日益普遍，其获得的高额利润也招来更多的同盟军。在现实利润的驱动下，山西、深圳等地也组成了自己的炒房军团。在北京，很多价格较高的房子被山西煤老板买走，他们曾坦言，“将钱放在房子，比放在银行放心”。
很明显，炒房团购房的目的绝不是为自住，而是单纯的投资手段。他们往往乘虚而入，逢低大量吸纳房产，将房价炒高之后，进而转手倒卖。所以，他们所到之处，往往会引起房价一片上扬：
2001年夏季，温州购房团介入杭州房地产市场，当时杭州房价为4000元/平方米左右，炒房团进入后的几个月，每平方米房价就上扬了1000元-2000元不等。2004年，杭州房价已经上涨到7000元/平方米的高位。
2001年，温州购房团“杀入”上海。当年，上海普通住宅、公寓以及别墅的季度销售面积平均增长率就高达15.2%、16.7%和22%。其后，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由温州进入上海，一些周边地区资本也开始跟进，加上当时股市萎靡不振，人们相继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导致陆家嘴、徐家汇和青浦区等热点地区的楼盘价格急剧走高，到2003年年中，淮海路一带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突破20000元/平方米大关。
2003年11月23日，温州炒房团包下三架飞机集体飞往深圳，参加新龙岗商业中心二期楼盘开盘。当天，600多套商铺被抢购一空，其中上百套落入温州购房团手中。随后，在12月12日-14日为期三天的深圳房展温州推介会上，温州购房团掷下1.3亿元，成为深圳400多套商铺或住宅的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