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小光绪崇拜的偶像，讲到《圣祖圣训》中的康熙事例时，小光绪便缠着翁同和给他讲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翁同和的口才很好，随着他抑扬顿挫的声音，康熙帝十二岁智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西征葛尔丹、英勇善战，智谋过人、神采奕奕的形象就被激活在小光绪的面前，他听得十分入神，时而激动，时而沉静，时而惊奇仿佛时光在他眼中倒流，完全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中了。往往到了下学的时刻还恋恋不舍、不肯回宫。翁同和希望眼前的这位光绪帝能够像当年的康熙帝那样雄才大略，功耀千秋。光绪虽聪颖过人，资质很好，但也有任性、倔脾气的时候，如他喜欢学诗，不喜欢作论。
这时，翁同和就拿康熙帝来劝导他，说《圣祖圣训》中康熙帝日理万机，处理政务，批奏章，晓谕大小臣子，都是以论的形式。一听师傅这样说，光绪就格外专心地学习，渐渐地，作论的兴趣也日臻浓厚。一段时间之后，论文便写得明白通顺，而且颇有见解。一次在论唐玄宗理财的文章中，光绪写道：“善理财者，藏富于民；不善理财者，敛富于国；国之富，民之贫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营筐箧之蓄，其为鄙陋，岂不可笑也哉。”翁同和看后大为激赏，喜不自胜，连声赞扬：“真乃天下之福也！”光绪帝在论文中提到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的“藏富于民”的思想。一个国家，只有百姓都富裕了，这样的统治者才是善于理财的统治者，国家才会稳定，如果民不聊生“路有冻死骨”统治者却过着“朱门酒肉臭”的生活，这样，国家将会很危险。
时光如梭，转眼光绪帝已经十五岁，在翁同和呕心沥血的教导下，光绪帝学业、思想、才德都超越当年的同治帝。那时的清王朝正处于鸦片战争之后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翁同和便有意识让他与魏源、冯桂芬接触，读他们的著作，放开眼光，观察在全世界背景下中国的情况。魏源（1794～1857），晚清思想家。嘉道之时，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
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论学以“通经致用”
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一度应钦差大臣裕谦聘，人浙江参赞军务。兵败，感愤时事，撰成《圣武记》14卷。又遵友人林则徐嘱，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及两人记录，辑为《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冯桂芬（1809～1874），林则徐的得意门生。道光二十年（18401进士）。所学甚博，论学不为门户之争，能接受资本主义影响，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的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被改良派奉为先导。俞樾曾经赞扬他“于学无所不通，而其意则在务为当世有用之学”。
翁同和授读光绪帝的大部分时间中，清政府都处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岁月里，因此，翁师傅特别注重培养光绪帝处理内政外交的能力，指导他如何分析国事，批阅奏折。如中俄伊犁交涉中，翁同和给他讲述新疆的历史，介绍左宗棠等与李鸿章等之间的争论，日本侵占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种种，年轻的皇帝渐渐廓清了眼前的重重迷雾，在复杂的时事关系中渐渐走向成熟。翁同和热切地盼望着光绪帝长大成人，亲裁大政，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解民之于倒悬。虽最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经过翁同和、曾纪泽等人的多番努力，总算为国家争回了一些利益。同样，在琉球问题中，翁同和与藩祖荫等人认为日本是借机生事、敲诈勒索中国。如不抵制，一味顺从，日本会得寸进尺，无休无止，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几人周密磋商巧设延期处理之计，严加防守沿江沿海各省，琉球交涉不了了之。
之后，翁曾三入军机，为国效力；中法越南战争中，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问题上，翁同和与主和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应越南政府邀请与法军作战的，曾多次挫败法国侵略军，在著名的纸桥战役中歼敌二百余，并击毙了法军头子李威利。翁同和称赞是对法战争“第一捷音”。在军机会议上，他提出要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提供军饷和器械。而法国侵略者视黑旗军为眼中钉，把驱逐黑旗军作为停战条件。对此，李鸿章曲意逢迎，认为不消灭黑旗军，将来由法军自行驱逐，则边患更大。翁同和极力反对，气愤地指责李鸿章“直视刘团为眼中钉，不知安于何心！”但是，由于军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加上慈禧、奕訢犹豫不决，黑旗军终因孤军无援，节节败退。翁同和十分忧沮，断言：“日后大局可危”。他在日记中一再表露他身居高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羞愧。中法战争失败后，国内爱国人士纷纷上书参劾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主张“杀李鸿章”。慈禧下令罢免军机全班人马，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教授光绪读书。任户部尚书筹集军饷，查处制钱舞弊，反对慈禧太后铺张浪费，内外交困之际，费百万白银搭彩栅为自己祝寿。为日薄西山、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挣命补天。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维新变法失败后，翁同和翘望企盼却沉冤不洗，怀着富国强兵的未了心愿溘然逝世。康有为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万分悲痛，他写了《哀词》十四章以叙述二人之间的非凡友谊，高度评价了翁在戊戌变法中的功绩。
在《哀词·自序》中，康有为这样写道：“戊戌为中国维新之第一大变，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后话了。
1889年光绪帝亲政以后，虽托名皇帝，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慈禧太后大权在握，满朝重要部门几乎全是太后的人。作为皇帝师傅的翁同和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久在朝中活动的翁同和，对朝局可谓洞若观火，于是他一方面劝光绪帝尽量顺从慈禧太后的意思办事以韬光养晦，一方面利用科考的机会为光绪帝延揽人才。
几年之后，经过翁同和的努力，吴鲁、吴荫培、文廷式、张謇、康有为等人先后积聚在了光绪帝周围，翁同和则自然成为了这些帝党人物的领袖和核心人物。
张謇，著名的江苏南通实业家，“开学典礼”结束后，翁同和便像以前那样兢兢业业地教光绪帝读书了，风里来雨里去，从不耽误。光绪二十年状元，从事轻工业，他与“一代船王”卢作孚和从事重工业的张之洞、从事化学工业的范旭东齐名，后来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近代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但是他的实力能够彰显和翁同和不能说没有关系。张謇与翁同和虽属师生关系却似“忘年交”，几乎无话不谈。一次张謇落第后去拜别翁同和，一进门就行大礼，翁同和是双手搀扶他显得非常激动：“老朽虽数次任考差，竭尽全力，披沙拣金，但仍野有遗贤，遗憾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