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那就是对历史和经籍图书进行了整理。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重视历史的皇帝，他有一句名言是：“把铜片当作镜子，可以帮助人来整理衣装；用古代的历史经验为借鉴，可以让人明白历史是如何更替的；用别人的行为作为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因此，唐太宗一直重视记录历史。而且重视人才的唐太宗，从其还是秦王时身边就开始云集着才子，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所以修订史书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房玄龄身上。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遵从唐太宗的指示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进行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
同时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开始对唐国史和实录进行编纂和修订。在对唐国史进行编写的时候，房玄龄坚持忠于事实的写作手法，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按照他原来的面目进行写作，不夸张好事，也不掩盖坏事。更不会因为皇帝的喜好而改变历史。其中《贞观政要》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同史，房玄龄与魏征不许唐太宗看。于是唐太宗就问：“为什么自古以来当代国家的历史，都不许当时的帝王亲自过目？”房玄龄回答说：“国家的历史都是按照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实际情况来写的，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皇上所做过的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自然不能给皇上看。”唐太宗解释说：“我没有干涉的意思，我想看一看国史，主要是想借鉴一下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以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并没有想影响史书的编写。”听了唐太宗的解释，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唐太宗看当朝的国史。可见，房玄龄对史书编纂的严肃态度。房玄龄不仅编订了史书，而且为适应科举适度的变革和唐太宗的要求，组织众儒对《五经》进行了讨论，最终校刊了统一的《五经定本》。
以上这些就是房玄龄在朝廷效命期间，为国家所做的主要贡献，这些贡献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房玄龄也是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房玄龄到病故之前，一直尽职尽责地担当着宰相一职，多次想要向皇上辞官，但皇上因为对他的信任，一直不允许他告老房玄龄经常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人，只要发现有很好的才能，就一定会给唐太宗推荐。还乡。太宗说：“国家长期任用你，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就像一个人失去两手。你如果精力还不衰弱，就不要这样辞让。等到自己感到确实衰老无力的时候，再向我奏明吧。”晚年房玄龄由于议政操劳国事，真的体弱多病了。
但太宗真的离不开如此良相，于是准许他卧床在家里处理政务，后来房玄龄的病情加重了，连在家中处理政务也做不到了，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着急，命令将房玄龄的轿子一直抬进玉华殿来，与太宗相见，结果君臣两人一见，情如潮涌，相对涕流不止。唐太宗实在放心不下房玄龄的病情，于是将其留在了宫中，安置于偏殿，命令御医进行诊治，御膳进行伺候。并找专人负责向太宗通报房玄龄的病情，太宗听到房玄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喜悦，但如果听说病情恶化，则哀叹不已，戚容愁苦。在房玄龄病情恶化后，太宗更是无时无刻不惦记房玄龄的情况，竟命令将帝居玉华殿与偏殿之间的宫墙统统凿开，连成一庭，以便随时可以向太宗报告房玄龄的病情。但尽管太宗对房玄龄无微不至地进行照顾，无奈情不敌病，太宗的照顾并没能留下房玄龄，不久，一代贤相房玄龄在玉华殿病故，享年69岁。
忠诚谦和雄才大略
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房玄龄光辉、辛劳的一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房玄龄能终生稳居相位，做出如此有成就的事业呢？追根究源是因为房玄龄具有崇高的人格和高深的学识。那么我们就从他的处世之方和他的治国之方上来分析他的思想吧：
首先是他的处世之方，身处在宰相职位上，房玄龄能够一直得到皇上的信任，在群臣中树立极高的威信，是因为他忠于皇上、忠于国家，为人谦和的处事原则。
身为宰相，这个职位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在宰相之下是群臣是天下百姓，而在宰相之上就是一国之君。在下群臣都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在上，皇上是决定宰相生死的唯一人物。所以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对于宰相来说就非常重要。而房玄龄凭借自己忠诚谦和的个性，很好地平衡了这一关系。皇上是宰相之上的唯一一人，宰相的命运是由皇上来决定的。如果身为宰相，过度地表现自己，必然会引来皇帝的猜疑，认为宰相要夺权篡位，从而引出杀身之祸；当然，身在相位，却拿不出相应的作为，也是很难让皇帝信服的。所以既要展示出自己的才能，又要取信于皇上。这就需要两者兼顾。
既要让皇上知道自己的本领，又要让他放心，身为一朝之相不会对皇上构成威胁。房玄龄一直以一颗忠诚的心对待皇帝，皇帝自然非常信服他。曾有小人诬告他谋反，太宗根本不予理睬。相反房玄龄屡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婉言相留。
当然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房玄龄的人格品行中看到的。房玄龄虽不如魏征敢于直言进谏，但他觉得皇帝言行上有不当之处时，还是会在唐太宗面前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突然问周围的大臣们：自古至今，得天下以后的皇帝们，当子孙们开始执政的时候，多数就开始天下大乱了，这是为什么？房玄龄在一边就回答道：那是因为开国之君是在沙场上赢得国家的，但赢得国家后年轻的国君是生长在平安的环境里的，在深宫之内享受着荣华富贵，又没有机会接触深宫以外的世界，体会不到人民的疾苦，自然久而久之，就丢弃了原来的治国方针。房玄龄说这句话的用意在于警戒唐太宗不能够过份溺爱子孙。要给他们以适当的锻炼，避免因子孙荒淫无度而误国。
又如：从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对高丽发动了多次战争，这一战争不仅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的灾难。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消耗更是严重，其中在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可见这场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但当他听到唐太宗打算再次东征的消息时，他对儿子说：“如今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各项事业都在顺利地进行。应该注意国家的发展，而不要把精力放在讨伐东边的高丽国这件事上。那是劳民伤财，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这个事情将要成为国家的最大的祸患。皇帝含怒下了决心，下面的臣子们都因惧怕皇帝而不敢进言，我如果知道却不说，我就会含恨入土，死不瞑目的。”
于是在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抱病写了《谏伐高丽表》，文章言辞恳切，将讨伐高丽国的弊端一一写出，劝皇上不要因为一时之气，不顾百姓安危而出兵征讨高丽国，这样做只会失去民心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看后十分感动，叹息道：“房玄龄病危疲乏到这种程度，还一心忧虑着我们的国家，为国家操劳，能够做到这点，实在是太难得了。”
由此可见房玄龄对皇上的一片忠心，有如此忠臣唐太宗又怎会怀疑他会背叛自己呢。
而且房玄龄还十分注意自己的劝谏方式，不会全面否定皇上的意思，但会巧妙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准备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却说：“李纬长得是一幅好胡子呀”，唐太宗与房玄龄相处甚长，自然明白房玄龄说此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于是便不再提拔此官员。房玄龄并没有当面否定唐太宗要提拔李纬的想法，而是在话语中巧妙的带出了自己的想法。
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又没有在颜面上对皇帝造成影响。
对上房玄龄将忠诚放在了第一位，对下房玄龄为处理好将相大臣同僚之间的关系将谦和放在了第一位。房玄龄与杜如晦之间的深刻友情，是历朝历代大臣之间难得的。两人身为左、右仆射，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人配合得极好，太宗每次同玄龄谋事，玄龄一定说：“非如晦不能决定。”等到如晦来了，用的仍是玄龄的计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两者合起来，即为完璧，每算不失。
虽然因杜如晦病逝两人只在一起合作了两年的时间，但是两人却一起为唐朝共同制定了许多典章制度，而且在杜如晦去世后，房玄龄也一直坚持执行两人一起制定的制度，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在历史上人们将两人誉为“房杜”，实为胜过“萧曹”的千古名相。房玄龄对待其他大臣也是一样的谦和，绝不居功自傲，总是给予其他人以最大的支持。《通鉴》载，肃宗时修过国史的柳芳说：
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一生三十二年都奉献在宰相这个职位上，称得上是天下贤相。但他的成绩却从未见他炫耀。太宗平定国家动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讲自己的功劳。魏征、王跬善于向皇上谏诤言，所以房玄龄、杜如晦就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曹、卫善于作战带兵，房玄龄、杜如晦就帮助他们发挥所长。这个品评将房玄龄谦和大度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其中说房玄龄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一句，最为贴切，表明房玄龄功劳极高，但事事谦退。和是谦的前提，只有这样的精神才可以使权臣信服，树立自己的威信。
其次是房玄龄的治国之方。用雄才大略来形容房玄龄的才能一点也不为过。从他一生所作的功绩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房玄龄十分重视人才，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材方式，他不拘一格，不在乎人才的出身，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长处。这一套用人方式，在当时是十分可取的。第二，房玄龄注重以法令治国，同时他又注意使法令宽平，不让百姓受苦，鼓励那些应该奖赏的，惩罚那些有错误的，但最主要是让他们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第三，房玄龄对历史的严肃态度，绝不因为皇帝的意思而改变历史的本来面貌。最后，房玄龄能准确地看到事情发展的方向，因此他对事情总能有一个明确的估计。作为宰相主要是辅佐天子做好两件事，一是理阴阳，二是善用人，这两点在房玄龄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可见房玄龄的才能之高，是真正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在治国方针中，将整颗心都放在了国事之上。
谦和与大略，既是才能，更是气度，这就是房玄龄终身稳居相位的秘诀。
回顾了房玄龄的一生，总结了房玄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真正贤良宰相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和思想，而且要有崇高的人格，才能胜任宰相这一职位。房玄龄用自己一生的忠诚、辛劳换得了唐太宗的信赖，为唐朝的昌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人民谋取了幸福。虽然一生操劳，但却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