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狄仁杰，是一位为大众所熟知的传奇人物。在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位“东方的福尔摩斯”，是一位护国良相，以断案如神、办案公正而著称。
时至今日，以他的事迹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神探狄仁杰》、《护国良相狄仁杰》又连续热播。在武则天的心目中，狄仁杰是令人尊敬的“国老”，许多国家大事武则天总是听从他的建议，有时甚至允许他当庭争辩，只要他说得有道理，武则天就放弃自己的打算，从不计较狄仁杰的“顶撞”。武则天比狄仁杰稍长，但她不称呼狄仁杰的名字而尊称他为“国老”，还不让他下跪，说：
“看到您下跪，我的腰就疼。”不止如此，有一次狄仁杰的坐骑惊了，武则天就让太子跑过去牵住缰绳，让狄仁杰平安下马。
贵为天子的武则天对狄仁杰如此器重，其礼遇偃然是帝师。考察历史，实际上武则天也真正将狄仁杰当作了老师。那狄仁杰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综合史料，我们可以看到狄仁杰的大略：
他为人刚正，敢于直言；有知人之明，向武则天推荐了不少贤才；他勤政惠民，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他足智多谋，不仅机智地躲过迫害，还能够委婉地劝谏，使帝王乐于接受他的建议。他生活在唐代政治经济繁荣时期，辅佐过高宗、武则天两位皇帝，尤其在武则天时期，他的作用是重大而特殊的，可以说是武则天的一位良师，但又在复辟唐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人刚正敢于直言
狄仁杰被武则天所赏识，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刚正。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他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他的六代祖狄湛，东魏时做过“帐内都督”，封临邑子。祖父狄孝绪，唐太宗时做过尚书左丞，封临颍男。父亲狄知逊曾任越州刺史。狄氏家族，在门阀体系中，地位不算高。狄仁杰幼年刻苦攻读，以明经举，从此进入仕途。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四十七岁时，升任为大理丞，负责审判案件。没多久，又被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天授二年（691），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第一次宰相生涯。
神功元年（697），狄仁杰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第二次担任宰相。狄仁杰还担任过彭泽令，幽州都督，河北道元帅，内史（中书令）之职。
狄仁杰在小时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处，他小时候读书很刻苦。一次，发生了案件，官府派人来调查此事，其他人都去凑热闹，唯独狄仁杰专心读书，不闻不问。
官吏问他为何不主动上前搭话，他说自己正在与书中的圣人对话，哪里顾得上呢。后来狄仁杰考取的明经科是当时很难通过的一个途径。这与他认真读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狄仁杰的认真态度在为官时没有丝毫的变化。早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狄仁杰就以为人刚正，敢于直接进言而闻名。武则天尊重狄仁杰，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常以狄仁杰之意为是，正是看重了狄仁杰的这种态度。
狄仁杰是一个为了维护国家制度的尊严敢于向皇帝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仪凤元年（676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种植在昭陵的一棵柏树，论罪应当除去官吏名籍。唐高宗听说后勃然大怒，下令将权、范两人处死。当时的大理丞（负责审判案件的官员）狄仁杰认为高宗这样做事是很不妥当的，就上奏说权善才、范怀义论罪不当死。唐高宗正在气头上，疾言厉色地说：“权善才他们砍了皇陵的树，这是置我于不孝之地，我一定要杀掉他们！”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何况在皇帝的气头上，这是最容易招致杀身之祸的。但狄仁杰面对愤怒的高宗，没有丝毫的惧怕，他神色不变，据法说理：“冒犯皇帝的威严，直言规劝，自古以来就认为很难做到。我以为遇到桀、纣这样的暴君困难，遇到尧、舜这样的仁君则容易。现在依照法律不该处死的人，陛下却特意下旨杀他，说明朝廷的法律不能取信于人，人们将何所适从？现在因为砍掉了一棵柏树就杀死两位将军，后代会认为陛下是怎么样的君主？我之所以不执行处死他们的命令，是恐怕使陛下陷于无道的处境。”听到狄仁杰的劝谏后，高宗的怒气逐渐消解了，同意权善才、范怀义被除去名籍，流放岭南。狄仁杰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及坚持以事实论罪的作法，让朝廷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几天以后，他就被提升为侍御史。
侍御史的职责是审讯案件，监督弹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尽职守，坚决按国家的制度办事，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司农卿韦弘机为了博取高宗的欢心，营建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宫殿，宫殿的规模颇为壮丽。
其中上阳宫临洛水而建，有一条绵延达一里长的长廊。
宫殿落成后，唐高宗十分满意，很快住了进去。狄仁杰对韦弘机这种为了取悦皇帝而不顾国家与百姓利益的小人深恶痛绝，便上奏章弹劾他引导皇帝追求奢华的生活。高宗知道了狄仁杰的用心，就照章办事，把韦弘机免职了。狄仁杰不但自己不取悦皇帝，更不允许其他大臣阿谀逢迎以损害国家的利益。他的刚正不阿在当时是人尽皆知。
左司郎中王本立仗着高宗的恩宠任意行事，大臣们有所顾忌都畏他三分。惟独狄仁杰没有私心，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毫不留情地揭露王本立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朝廷把他交付法司。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暗示狄仁杰高抬贵手，不要弹劾他。狄仁杰以身护法，直言：
“国家虽然缺乏英才，但绝不缺少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因为怜惜一个罪人来损害王法的威严。您如果一定要赦免王本立，就请您把我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以让后世的忠贞之臣作为鉴戒！”高宗看到狄仁杰如此坚定，就打消了赦免王本立的念头，将他交付法司，按罪论处。
从此以后，朝廷的制度有了威严，谁也不敢任意妄行了，都照章办事。这都是狄仁杰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勇于维护国家制度的功劳。狄仁杰的刚直很为高宗欣赏。唐高宗曾赞叹狄仁杰是“真正的大丈夫”！
狄仁杰担任过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人郭翰巡察陇右地区，所到之地多有所揭发弹劾。郭翰进入宁州境内后，发现这里情况完全不同。宁州的老百姓都争着歌颂狄仁杰的美德。狄仁杰在朝廷做官时，敢于违背皇帝的意愿，维护国家制度的尊严；在地方做官时，为官清廉，执法不阿，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员。
狄仁杰的刚正有时也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他任豫州刺史的时候，张光辅的部队驻扎在那里。他的部下依仗平叛越王李贞有功于朝廷，多次向狄仁杰勒索。狄仁杰不予理睬。张光辅大怒，威胁狄仁杰：“你们敢轻视我们全军将士！”狄仁杰面不改色，针锋相对：“河南作乱的只有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出现了一万个李贞！”张光辅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统兵三十狄仁杰到职后，让百姓们返田耕作。他还安慰百姓说：“敌人距离还远，用不着这样！万一敌人来，我自己抵挡他们。”百姓很高兴，安心耕种。万，所要杀的只限于越王李贞。城中人听说官军到来，越城出来投降的人很多，四面都踩踏成道路了，您放纵军士凶暴地抢掠，杀掉已经投降的人用以报功，流血染红郊野，这不是一万个李贞又是什么！我恨不能得到天子的尚方斩马剑加在您的脖子上，我视死如归，绝不后悔！”张光辅被说得哑口无言，无法反驳，就上奏说狄仁杰不恭顺。狄仁杰因此而被降职。
但狄仁杰以国事为重，刚正不阿的品行，始终为人赏识。到了武则天时代，狄仁杰受到了重用。武则天乐于听取这位地位等同于老师后来被尊称为“国老”的人的意见，即便是被要求当面改正错误。在旁人看来，这位帝师很少顾忌“学生”的威严，只以“国家的利益”
为标准。但开明的学生最欣赏的就是这点，史书记载，当则天皇帝与狄仁杰就政事意见相对时，常常是“学生”“屈意从之”。
久视元年（700）的夏季，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一个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认为这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便坚决反对。他跪在武则天的马前拦奏道：“佛是外族供奉的神灵，没有资格让吾皇参拜。”武则天认为狄仁杰说得很对，并不怪罪，中途而返。
武则天要建造一尊大佛像，让全国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捐出一文钱来，以促成其事。狄仁杰上疏谏阻：
“当今的佛教寺院，在建筑规模上已经超过皇帝的宫殿。营建这些寺院无法借助鬼神之助，只能依靠百姓出力。物资不会从天而降，终究来自地里，不靠损害百姓，那么又怎能得到这些东西呢？游方和尚都依托佛法，贻误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里巷修建经坊，连市场里也盖起佛寺。佛教教化诱导众生所急需之物，被看成比官府征收赋税还急迫，僧尼作法事所需物品，也被看成比皇帝的敕令还紧急。梁武帝、简文帝父子对佛寺的施舍无限，等到三淮、五岭叛乱迭起的时候，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寺院佛塔，无法挽救身危国亡之祸；到处都是和尚尼姑，又哪里有勤王救主之师！陛下即使收齐了僧侣所捐助的资金，但这笔钱还不够建造佛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一。再说佛像庞大，不能露居旷野，即使修建一座百层高的殿堂，还担心不能将它完全遮盖，况且其他堂前廊屋，也不能一点都不建啊！如来佛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一个地区有灾难，陛下将用什么去救援呢？”武则天明白狄仁杰的用意，就说：“您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违背您的意愿呢？”于是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
甚至连一些“小事”，只要狄仁杰看到眼里，认为对国家有利，就上奏武则天。一次，太学生王循之上表，请假回家；太后批准了他。狄仁杰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处理国事的程序，就上奏给武则天：“我听说作君主的只有生杀的大权不交给别人，其余的权力都归有关部门。所以左、右丞不办理徒刑以下的刑罚；左、右相只裁决流放以上的刑罚，因为地位逐渐尊贵的缘故。学生请假，是国子监丞、主簿管的事，如果天子为这种事发布敕令，则天下的事要发布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一定要不违反人们的意愿，请全面为他们建立制度就可以了。”武则天认为这个意见好，高兴地接纳了。
在当时，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赖是群臣莫及的。因为武则天知道这位老师做任何事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从不因为老师触犯龙颜而怪罪于他。
勤政惠民才能出众
狄仁杰“国老”的地位不只因为他为人刚正，没有私心，他出色的政治才能，也是武则天以之为“师”的主要原因。
狄仁杰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官职。他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采取了许多利民的措施；他经常上书劝谏，希望朝廷能够安抚百姓，保持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发展。
狄仁杰为官兢兢业业，任大理丞时，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人数达1.7万，所任之处没因为冤枉而上诉的人，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清官。
狄仁杰做一方百姓的父母官时，更是爱民。他做彭泽令的时候，看到百姓没有粮食吃。就上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