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学者称缑城先生、正学先生，宁海（今属浙江）人。
父亲方克勤，曾官至济宁知府，后因“空印案”被诬入狱，明洪武九年（1376年）被杀。孝孺少年好学，人称“小韩子”，十五岁随父居济宁。二十岁的时候，拜名儒宋濂为师。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被授予汉中府学教授。蜀献王听说他才学渊博，品德高尚，就请他作世子的老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惠帝朱允炆继承大统，任命他为翰林侍讲，第二年升为侍讲学士，经常受皇帝的委托批阅百官的奏章，回答百官对政事的询问。
建文三年（1401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争夺皇位。第二年，燕王朱棣攻破南京，惠帝自焚而死，方孝孺被捕。后来，朱棣命他进宫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孺大骂朱棣是逆贼，拒绝起草诏书。朱棣大怒，命令把方孝孺乱刃分尸，灭其十族共873人。
出身有德之家就学有才之师
元朝末年，统治者残暴的统治和地主的无情压榨，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各地农民起义中，朱元璋逐步发展壮大，经过艰苦的战斗，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各路人马，把元朝的统治者打败，统一了中国。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出生在元末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中。元代统治者的残暴和压迫，使中原广大人民更加殷切地期盼为民请命、公正无私的清官，更加期盼讲究仁义礼敬的世风。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在政治上推行残酷的杀戮政策，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文化上，提倡程朱理学。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整个社会崇儒成风，人们有时候敢于说孔子孟子的不对，一定不敢妄议程朱的不对。在这样的世风的熏陶下，出现了忠孝两全、廉洁正直的方克勤，也造就了读书种子、以身殉道的方孝孺。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做人正直善良。担任地方官期间，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他首先是个孝子。他于洪武二年被征辟为县里的训导，主管一县的教育，后来因为母亲年老，于是辞官不做，专门回家侍奉老人。方克勤父亲早亡，是母亲把他一手拉扯大。他知道母亲培养自己成人不容易，于是恪守孝道，每天两次问安，亲自端茶送水。当时家里也有几个仆人，但是为了尽孝，这些伺候老人的事，他从来不让下人干，而是自己亲自动手。身教胜过言教，方克勤的所作所为，让方孝孺耳濡目染，懂得了孝顺父母的道理。
其次他是个好官。洪武四年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取得第二名。因此特授予济宁知府。当时皇帝下诏，凡是开荒种田的免三年赋税。但是官吏们征税却不按以前的约定，农民认为官吏不讲信用，纷纷停止开荒种田。
到方克勤主持政务的时候，和农民约好了到时候再征税。
并且把地分为九等，按等级征税，好地多征，不好的地少征。于是，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荒地得到了开垦，农业得到了发展。人们衣食足，就要知礼仪。他又兴办学堂，重修孔子庙，用礼仪教化民众。在他的治理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淳朴。人人都知道孝顺父母，都知道谦恭礼让。这期间，方孝孺跟随父亲，随时侍奉。
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我少年时期就特别爱读书，私下里常想今生立志学习孔孟之道。自从跟随父亲学习经论，心里时刻不能忘记的是圣人的话，经常想到的是天下人的安乐太平。”
方克勤爱民如子。一年夏天，守将催促民夫修城。
方克勤说：“现在农耕正忙，让他们顾得上干什么呀？”
守将说：“这是国家的军机大事，我可做不了主，万一打起仗来，城池失守，我可负不起责任。”于是方克勤请示中书省，被批准免去这次修城的劳役。济宁人有歌谣赞颂方克勤说：“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三年以后，户口增加了好几倍，人们富裕了起来。方克勤治理百姓，以德化为主要工作方法，从不主张多用刑罚。他曾经说：“如果工作急功近利必然要先立威，立威必然使百姓遭殃。我不忍心这样做。”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领船队去北平，当时河水断流，船不通。于是就征发农夫五千疏通河道。
方克勤不忍心农民受苦，又劝朱亮祖不要这样，朱亮祖不听，他就哭着祷告苍天。忽然乌云从四方翻滚而来，霎时间，电闪雷鸣，天降大雨，河里水位上升，船就能通过了。人们在雨中大声欢呼，以为方克勤是神仙，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方孝孺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位父亲的影响下，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度过的。方孝孺生于1357年，就是元顺帝至正17年，方克勤喜得贵子，自然是非常高兴。
父亲希望儿子孝顺长辈、正直善良，于是就取名孝孺，字希直。孝孺自幼聪明过人，六岁就能写诗。在他的父亲担任训导的时候，孝孺12岁。他酷爱读书，能连续读一天而不出门。看到人神之处，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他都充耳不闻，好像没有发生一样。有一天，他正在读书，街上来了卖艺的，邻居家的小伙伴叫他一起去，在门口喊了几声，竟然没人回答。小伙伴们推开门，看到他正在读书，就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边，他还是丝毫没有觉察。直到一个小孩在脑袋上拍了他一下，他才如梦初醒。原来他读书入神了，正沉浸在故事情节里。小伙仆们说：“快走吧，大街上来了一伙卖艺的，很多人在看呢，书有什么好看的呢。”方孝孺说：“书里才有意思呢，我不去，你们几个去吧。”方孝孺十六七岁的时候，读书已经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据说他读书的时候双目炯炯如电，一目十行。父亲发现这孩子非常喜欢读书，就把自己所读过的书拿过来让他读，谁知今天刚拿过来一本，他就要第二本，父亲问他：“难道你都把那些书读完了不成？”孝孺说：“对呀，不信请父亲考一考我。”于是，方克勤就抽了其中一段，问他说的什么意思，孝孺对答如流，父亲很是惊异。第二天再试，把一本新书给了他，很快就读完了。有时一天要两本书。史书上说他每天读书有一寸厚。每当他看到史书上记载的古代圣贤的名字，或者古代良将的相貌，总是默默地记住，羡慕他们的学识、品格，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才。于是更加发奋学习，期待自己能学会圣人之道，将来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们听说方孝孺读书很多，而且六岁就能做诗，现在更是今非昔比，洋洋千言，提笔立就。纷纷到他的家里。
有的人不信，就出个题目考考他，结果方孝孺的回答令乡邻们另眼相看。有时方孝孺也做些文章，乡里的秀才争相传阅，看了之后都夸他是个奇才。
他的父亲很是欣慰，对他的指导也更加尽心，督促也更加严格，盼着他有朝一日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就这样，在父亲的直接教诲下，他的文章更是日益长进，每当提笔写作，总是才思如泉涌，洋洋洒洒，写一千多字的文章，不久就可以完成。就这样，孝孺在少年时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武靖王李文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名声，对于四书五经，诗赋策论也是无一不精，听说方孝孺的大名，很不服气，也有点不相信，就专程找到方孝孺跟他面谈。两人谈论经典、治国之道，李文忠非常惊讶，连声说“后生可畏”，说他以后必定成为真正的“国士”。
方孝孺二十岁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学问日益精进，想投名师继续深造。父亲告诉他：“当今文坛，宋濂堪称是领袖，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你可以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见他。他收学生向来注重才学，以你现在的水平，他见了一定会收下你的。”方孝孺说：“父母在，不远游。孩儿应该在家里尽孝道，才是做人的道理。不然，读圣贤书又有什么用？”父亲听了，很受感动，欣慰地对他说：“父母正在壮年，不用你担心，不听父母的话也是不孝啊，我让你去投名师，是为了将来有所作为，光宗耀祖，这是最大的孝啊。”方孝孺点头称是，拜别父母之后，就独自一个人去了京城。
来到京城以后，不久就找到了宋濂。宋濂是一个古板的老先生，身材瘦高，头发花白，经常面沉似水，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对于他的学生也很严格，稍有不是就大声斥责。今天，方孝孺来到他面前，他淡淡地说：“你拜见老夫，有什么事吗？”方孝孺赶紧上前一步，毕恭毕敬地说：“久闻先生大名，学生非常地钦佩，想投在您的门下做一名学生，望先生收留。”宋濂手捻着花白的胡须，上下打量着方孝孺，不动声色地说：“既然你说要做我的学生，我要考考你的功课，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方孝孺连连点头说：“是，是，学生带来平时写的几篇文章，请先生过目。”宋濂也不答话，只是随手接了过来，展开观看。宋濂读着这位年轻人的文章，脸上慢慢地露出了笑容。他兴奋地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不错，文采飞扬，说理透彻，见识不同一般。真是孺子可教啊。你假如以后跟着我学的话，我有希望找到传人了。我的门生这么多，但是其中很多是平庸之辈。现在，我就像在叽叽喳喳的百鸟群中发现了一只凤凰一样。”方孝孺赶紧跪倒磕头，谦虚地说：“老师过奖了，学生实不敢当，请受学生一拜。”于是，方孝孺从此就成了宋濂的学生，每天跟老师学习，谈论作文做人的道理，谈论治国安邦的道理，学问日益精进。到了第二年，宋濂回归家乡，方孝孺仍追随老师侍奉求学长达四年。
在学习期间，方孝孺自我感觉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他的老师宋濂也经常称赞他的文章精敏绝伦，每次都能从大处落笔，然后穷究其本源。既顾得上道理的根本，又能细致入微。他的论著，文义繁复深厚，千变万化，总是有所创新。用词上也有新颖独创之处。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都不如他。他的先辈胡翰、苏伯衡等人每当跟他谈论文章之道、治国之道的时候，总是慨然长叹：“后生可畏，我不如他。”
方孝孺重道轻文，认为：文章的写作技巧，遣词造句都是无关大体的事情。文人求的是道，要学会帝王之道、致天下太平之道。在他的论著里，对于理学的系统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一个人如何立身处世，一个王朝盛衰的微妙原因，无不穷究本原，分析道理，细致入微。他常常把自己当作周公、孔子，人们都说他是程颐、朱熹再世，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相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在跟随宋濂学习的四年，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曾经说：“跟随老师在浦阳学习，才知道孔孟之道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天下大同的盛世不难达到。”
方孝孺踌躇满志，想用自己所学的理学来治国安邦。
他曾经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一个人，如果不生于世间就算了，假如生成一个人，不能让自己的国君像舜一样有德，做文章不能阐述天地间精微的道理，不能指导人们立身行事。要求再低一些，不能教化风俗，把教化的道理发扬光大，只是在文字上玩弄技巧，被人称作文士。这样的人不是让圣贤蒙羞吗？这样的人不是白白地生于天地之间吗？”他还说过：“上天果然想使天下大治吗？我将抱着我的经书，送给天下的圣君施行于天下。上天不想让天下大治，我也会发奋著书，传授给乐于此道的人，终身以此为乐。”他的文章中也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
作为国家四境之民，应臣服中央政权；作为君主，要爱护百姓；作为百姓，要遵守法令；国君要以礼对待臣子，臣子要以忠对待君王；不要责备父亲不慈爱，儿子孝顺了，父母自然高兴；作为男人，要重义；作为女人，要顺从；治理国家，应当崇尚德化，减缓刑罚。他已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
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做事也以古代的圣贤为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方孝孺一病不起，就不吃东西，家里的人就劝他吃点东西吧。他竟然笑着说：“古人有时候一个月就吃九顿饭，贫穷的难道就我自己吗？孔子的学生颜回吃饭只有一个破筐子，喝水用一个破瓢，居住在简陋的小巷，就这样，每天还很高兴，品德之高为后人所称赞，难道我就不该向他学习吗？”
方孝孺求学明道，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齐家，齐家最重要的是孝。每当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他总是亲自为父母做饭，口尝饭菜的味道和冷热。父母睡前他亲自抻床拂席，等父母睡了，自己才敢回屋安歇。后来，父亲因为“空印”事件受到牵连被杀，方孝孺悲痛欲绝。
所谓空印案，指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案件。
当时规定，各地每年都需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所有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可了结，只要数字有一点儿对不上，整个账本就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