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1881年—1932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臭名昭著的贪官。他崛起于北洋军阀统治后期，通过拼命扩充和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霸占地盘，割据称雄，纵横捭阖，制造政潮，成为独占一方的军阀；继而依仗权势，残民以逞，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积累起大量的私人财产，仅督鲁三年（1925年~1928年）就聚敛钱财三亿多元。当时社会上曾流传着张宗昌为“三不知将军”：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
一
张宗昌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祝家村。其父张文福家贫如洗，仅有二三亩薄地和三间茅草屋。迫于生计，只好当喇叭手兼剃头匠，农忙时打短工。张文福育有一男一女。张宗昌幼年时得姑母资助，在本村私塾读书一年。十二三岁时帮助父亲敲饶钹，农忙时随父外出打工，后到同乡开的黄酒馆当伙计，闲时贩卖鱼、虾等海物，以补助家用。长大成人后，身材魁伟，膂力过人，食量极大，且性情粗野，胆大好斗。在乡间，张时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在邻近村庄颇为知名，经常闯祸被人告到酒馆老板处。碍于乡里脸面，老板不便明讲，只好诱以闯关东，可以发大财。张宗昌听其劝告，十八岁时结束了四年的酒馆小伙计生涯，与同村人结伴下了关东。
张宗昌到东北后，到处流浪、闯荡，据称曾在辽宁营口一家“宝棚”为赌棍帮闲，在吉林三道沟矿区当过矿工，在哈尔滨一带淘过金，在宝局当过镖手，还参加过日俄战争。在哈尔滨时，张宗昌伙同程国瑞（掖县同乡）等七人抢劫了俄国人开的钟表店，杀死店主，将钟表变卖，购置枪械，然后流落北满当起了胡匪。他活动的范围主要是黑龙江绥芬河一带。数年的盗匪生活，使其养成了广交朋友、不吝金钱的脾性，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和娴熟的马技，在胡匪中很有威信。在客居此地的山东同乡中（主要是黄县、掖县人）声望日高。几年后，张宗昌凭借多年习得的打斗本领，与程国瑞辗转到俄属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充当门警头目。当时海参崴一二十万的人口中，华侨占五分之三，其中多半来自山东省。他们在此经营饭馆、烟馆、戏院、妓院、赌场等行业及一般商业。为免遭胡匪侵扰，华商们组成华商总会作为保护和联络组织，呈准当地官厅设置门警。门警的主要职责是护伴该会的会计员按月到各会员商家去收取月捐，巡捕中国盗匪及协同。俄警缉查与胡匪有涉的大小盗案。张宗昌身高力大，胆壮敢为，粗通俄语，并深谙胡匪行踪，缉案颇为顺手，深得商会垂青。平日无事可办，张时常出入于茶馆酒肆戏园娼寮之间，寄情声色，倾心交流。凡有缓急借贷者，亦能尽力帮助，颇得仗义疏财之名，从而结识一班同乡青年，成为一种潜在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的消息不断传到海参崴，华商受到很大震动。张宗昌抓住机会，在同乡中奔走鼓动，获取商会原有枪支，组织团体，准备回国参加活动。同时，结识革命党人张西曼，帮助其联络当地胡匪编练骑兵。民国元年（1912年）初，张宗昌带胡匪南下，当到达上海时，此地已光复。经过运动，张当上了光复军统领李征五所属骑兵团的团长。南北议和后，张部骑兵团被整编为江苏陆军第三师骑兵团，调驻徐州，担负防务。次年七月国民党在南京宣布“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张勋率北军经徐州进攻南京。张宗昌所在第三师奉黄兴之命扼守徐州，阻止北军南下。在徐州之南二郎山激战中，张的骑兵团被北军打败，溃不成军，张本人亦受伤。随后张便叛变投靠北军，得到冯国璋赏识，被委任为江苏省军官教育团监理，从此开始了他在北洋军阀中角逐的军事生涯。冯国湾出任江苏都督后，张宗昌通过与冯的关系，接受袁世凯四十万元贿赂，经过长期酝酿，于民国五年（191年）五月十八日派人刺杀了南方革命党入沪军都督陈其美。此后，张宗昌被冯视为心腹。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冯代理大总统后，任命张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第六旅兵员士卒成分复杂，“绿林”匪帮占相当比重，其枪械粮袜均由北洋政府直接供给。该武装力量此后虽多次被打散，但却成为张宗昌借以谋取政治权力、抢掠财富的基本依靠力量。
此时，段祺瑞内阁专恣揽权，对内欲以武力统一，解散国会，废止约法，从而引起以广州为大本营的护法战争。张宗昌第六旅成军未久，即被划归张怀芝指挥的第二路援湘军，从南京出发，经南昌进驻湖南醴陵。在争夺湖南的战斗中，张宗昌第六旅大败，在一路溃逃中大肆洗劫，对醴陵“城中财货钱帛，掳掠一空”。此役失利后，冯国璋念及张原为自己惜爱之人，令其收拾残部，重整旗鼓，立功折罪。张宗昌借以壮大声威，不遗余力招集旧部，放胆蛮干，竟在湖南占据了地盘，并被冯国璋将第六旅扩编成暂编陆军第一师，张当上了师长。张虽为冯所器重，但因不属直系，亦非皖系，待冯国璋一死便失去靠山，在直皖两系角斗中陷入孤力无援的境地，失去了地盘和军队，最后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只身逃回北京。
民国十年（192年）九月，直系首领曹锟出任直鲁豫巡阅使，攀附无门的张宗昌便想投奔其门下，以图东山再起。他用从陆军部索得的欠饷二十万元，铸造了八个金仙寿星，以祝寿为名献于曹锟。曹喜出望外，遂拨一批枪械给张，以使其再组军队。然此时张有枪无人，加之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张投曹锟的美梦终成泡影，军队也未组成。随后，张便改换门庭，经山东同乡、盐务署长潘复和好友焦子静引荐，投奔了权势正兴。炙手可热的“东北王”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以“高参”的名义招纳旧部，并与一批失意的政客、军阀来往交游，积聚力量，并逐渐成为奉系军阀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直、奉两系军阀矛盾激化，战争即有一触便发之势。张作霖为策应直隶战场作战，派张宗昌率苏鲁别动队入鲁，突击山东。张招集旧部和收编的地方土匪一千余人，在鲁东南的日照、郯城。临沂、临沭一带与当地警备队和山东督军田中玉的部队展开争夺战，然而始终未能得手，随着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的失败逃回东北。失意后的张宗昌蓄志重新崛起。当张作霖给其军饷枪支，命其镇压宣布独立的黑龙江讨逆军时，他由奉天一路北上，沿途招兵买马，扩大军队。讨逆军中多为山东老乡，对张素有好感，听其到来，非但不战，反而倒戈投械，使张大获全胜。因为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张得到奖赏，被委任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芬河）（东）宁镇守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张宗昌随即大肆招募新兵，一是设立机构，搜罗在东北的山东人从军，一是派人人关到山东等地招收土匪及地痞流氓入伍。此外，他收容了逃入中国境内的原帝俄部队，人数有五六千人，并得到步枪。机枪、大炮、弹药、通讯器材一宗，将其中有技术的白俄兵组成工兵队，利用他们制造出一批在铁道上行驶作战的铁甲车。张以这支部队为资本，在奉系军阀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实力派人物之一。
二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组织“镇威军”。张宗昌为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在热河一带作战。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张率部入关，一路南下，进天津，占徐州，次年一月当上了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四月被任命为“督办山东军务”。虽图谋苏、浙、皖的计划落空，但也得到了一块自己的地盘，从此督鲁三年，开始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横征暴敛，无日不在搜刮之中，山东人民遭受了近代以来空前的洗劫和严重的灾难。
张宗昌在山东执政三年是“祸鲁”的三年，其敛财盘剥的突出特点是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予取予夺，毫不节制，即使在普遍贪污自肥的北洋军阀群体中也是颇具恶名的。张系胡匪出身的军阀，自言“粗人”、“武人”，根本不问吏治之道，仅仅热衷于穷兵黩武，掠夺民财。他曾对当时的财政厅长杜尚讲：“反正咱们拿到手里的是‘天杠’（赌牌九用语），能吃‘通庄’，只说要钱筹饷就行了，不必这么啰嗦。”这充分反映了张宗昌搜刮民财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特征。张以军阀身份执掌地方政权，以军事高压作为统治手段，因而其贪财和苛敛采取明目张胆的手法，根本无需顾虑其他。其掠取钱财的方式主要有滥发纸币和军用票，设立各种名目开征捐税，强行勒索和借款，掠取对象除机构、商家外，还包括城乡广大民众。这是中国近代军阀割据下社会产生的必然现象，只是张宗昌做得更加恶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