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贪官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3524200000084

第84章 张宗昌(2)

张宗昌督鲁后,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在济南设立山东省银行,以发行纸币,并代理省库。此前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就推行使用奉票,发行金库券,随后更是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发定期有息金库券一千万元,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一千六百万元。省银行初发钞票(省钞)三百万元,共计发行二千三百万元,在本省发行一千三百万元。张宗昌先后两次滥发军用票。第一次发行时间为民国十五年(192年)一月至十六年(1927年)一月,共印制军用票总额一千零三十万九千元,面值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等六种,实际发行七百五十万九千元。第二次发行时间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至十七年(1928年)四月,面值仍分六种,发行额增至一千零二十五万元。为阻止军用票回笼速度,促其在市场上流通,张宗昌规定缴纳各种税款按三成搭收军用票,后又规定所有捐税一概禁收军用票。如此一来,军用票遂形同废纸,商民损失惨重。省城济南“商号倒闭,日有所闻,而地方银行如山东商业银行、东莱银行、道生银行等各大银号相继闭歇,盐业银行等各大银号以次收束,济南金融业亦即结束,城埠商号十有九空”。货币贬值,导致物价暴涨,社会上人心惶惶。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济南发生省钞挤兑风潮,十几人在兑换中被挤死。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当时社会上就有这样的民谣流传:“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张宗昌指示设立了山东国库善后公债局,开始发行公债,初定二千万元,济南、青岛、烟台、周村四埠共摊派发行六百四十万元。全省一百零七县共摊派发行一千三百六十万元。同年十一月,张宗昌令发行盐税国库善后公债二千万元,仍采用向各地摊派的方式办理。次年四月,张又令发行盐余公债四百万元,分两期偿还,以盐余作担保。同年八月,为弥补财政亏空,张令发行第二次国库善后公债三百万元。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发行讨赤军事公债一百万元,令各县商户资本额万元以上者摊派。如此频繁大量而毫无节制地发行公债,虽不可能照额定数完成,但发行出的公债券因很少能够兑付,所以几成废纸,商民钱财被榨取。

张宗昌督鲁时期,不仅借款数额、范围不断扩展,而且方式多样,实同勒派,达到了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张上台伊始,便以库款支细、急需军费为名,向省内各县摊派临时借款,并派员分赴各县提解,各县勒派数额一万元至七万元不等。在其任内,数额较大的借款还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一月向青岛商会借款三百万元,同时向胶济铁路局借款三百万元;十五年(1926年)春节前向各县预借一百五十万元;同年六月,张令财政厅向各银行行息摊惜一百万元,用作军费开支;十六年(1927年)一月又以财政厅名义向山东省银行、中国、山东商业、东莱、交通、道生。通惠、泰丰、大陆、山左、中国实业等银行摊借一百万元,期限六个月,月息八厘;同年六月向济南商会借款一百万元;同年九月向济南各商家借款二百万元;十七年(1928年)一月,以东海、胶海两海关二五附税作抵押,向青岛商会借款一百万元;同时还向东纲公所和济南商会借款一百万元;同年四月张在倒台前夕向开滦公司借款五百万元。敛财活动扩展至省外。借款之后,张宗昌便以几无价值的金库券、公债券来抵偿,或一再变期,形成欠款,甚至根本不偿,等于变相掠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派系军阀独揽大权,无分公私,公财就是私财,最后公财的很大一部分落入私人囊橐,各类财税机关变成私人钱袋。张宗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想怎橇搜刮,就怎样搜刮;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毫无制约,任意妄为。

张宗昌为维持其私有军队的开支和穷奢极欲的生活,督鲁三年除旧有税捐照征外,随心所欲地开征各种苛捐杂税,无穷无尽地吮吸民脂民膏。当时山东田赋征收的正税、附加税和摊派均已失去标准,附加超过正税五六倍以上。“征收正赋数目,每地了银一两至少是八元,多者征至二十元,漕粮每石的数目也是如此,总计自张宗昌莅鲁之日起至离鲁之日止,征起丁漕及附加捐税,其有账可查的,按照正额计算,各县有征至民国二十八年以上的。”田赋征收像脱缰的野马飞奔不止。据称张督鲁三年,山东仅田赋各项就消耗掉二亿八千万元,成为民国时期山东民众田赋负担最重的时期。除田赋外,任意附加的税项扩展到其他各税。这一阶段山东新增苛捐杂税不下五六十种,主要有:地了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军事善后一次将捐、地了讨赤特捐。漕粮讨赤特捐、地了军事特捐、地了军事附捐、漕粮军事附捐、李黄堵口附捐、赈济特捐、河工特别附捐、汽车路附捐、营房捐、军事借款、善后公债、烟酒税费特捐、公卖费附捐、登记五成挂号费、登记印花、不动产登记、纸币执照费、纸币印花、长途电话费。烟苗罚金、营业牌照、军鞋捐、第一军甲子战役抚恤券、直鲁军讨赤战役抚恤券、验枪凭证费、枪照印花、修张宗昌生祠捐、张宗昌铸铜像捐、垫紫草费、慰劳将士费,等等。这些苛捐杂税有系一次征放的,有几年内连续征收的,也有附加在其他税种内征收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都是扰民的恶税。当时便有人写出对联讥讽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些千奇百怪、无孔不人的税捐仅仅是杂捐杂税公开征收的部分,至于勒索、摊派、敲诈的“无名”税捐仍是相当繁杂、混乱。特别是战事紧张时,军队衣食住行的一切用品均向地方摊派,当时山东各地所派征的实物达一百余种。苛捐杂税与按比例摊派甚至直接勒索连在一起,达到了无货不征、无物不征的地步,如此多而乱的苛杂使山东财税成了张宗昌的私人腰包,以致他以不知自己有多少钱而闻名。

张宗昌如此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聚积大量钱财,一是用来支付其私有军队日趋膨胀的军费开支,再就是维持其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张督鲁时,竭力扩充势力,军队由八个军扩编为三十几个军,人数由十万扩大到二十万,一度号称四十万。这样庞大的靠自筹军饷的私有军队,其军费开支的浩大可想而知。张任山东督军仅数月就列支军费二千二百余万元,民国十四年(1925年)支出军费三千多万元,十六年(1927年)多达五千多万元,超过历届统治山东的北洋军阎的数倍乃至十几倍。军队人数的骤增,军费开支的随意性,以及各种负责官员的肆意贪污,是造成军费支出浩繁的主要原因,最后只能向民众榨取,使民众蒙受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张宗昌生性好赌、好色,成为北洋军阀中的代表人物。张嗜财,且经常是狂赌。他率领的部队平时不发军饷,待筹集到钱财后,仅以部分分发给各军军长,军长亦以领到的一小部分发给各师师长、旅长。他们常应张之邀请,拿着整包的军饷,到其府第赌博。赌博的方式以打“牌九”为主。张以为“麻将”速度太慢,不够刺激,不够爽快。开赌时,他必先指定几个姨太太在赌桌旁边服侍,甚至要副官处预备若干女子待命。如果他本人是大输家,连输不已,则叫副官准备酒饭,宣布休息,退入自己的寝室,某姨太太或女子即须应命随他同入,据说经过这样的“休息”,可以转换牌局的手气。他曾因一时高兴,与几个妓女在督署豪赌,赌注竟是当年全省的教育经费。《政海轶闻》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实:“张(宗昌)挥金如土,嗜赌如命,一掷数万金全无吝色。湘人薛子奇主持《黄报》事,其人也豪于赌,明日断炊,今宵必罄所有乃已。张大奇之。薛屡以津助《黄报》为请,有所得,辄携赴赌局,一夕而尽,次日,往气如故,习以为常。某已张挟公债三十万予薛,曰:‘吾作一次之赠与,免君朝朝过我矣。’时币面债价尚有七八折,薛顿富,纵赌益力,不期年,挥霍净尽,《黄报》风雨飘摇如故也。时人谓为两奇:盖自有津贴以来,未有若张之豪放者;自办报以来,亦未有若薛之‘善用’津贴者。”张宗昌以嗜赌交结朋友若此。

张宗昌多妻多妾,“姬妾多至数十人,开军阀界之新纪录。各人之身世,非出自青楼之人,即被强婚之民女。”其中即有苏州夫人、杭州夫人、天津夫人,也有高丽太太、日本太太、白俄太太。南洋太太。总人数随时有变动,或死或逃,或遣散或送人,又随时添补新的,以致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有多少,成为他的“三不知”之一。他用横征暴敛得来的钱财维持荒淫无度的生活,在北京西四牌楼北大街石老娘胡同人称“师府”的家宅,有姨太太居住区,均是新建的平房,每两三间一个单元,总数有四五十个单元,室内有床榻、沙发、梳妆台、衣框,并附有西式的浴室。每个姨太太均配有副官一人,护卫二人,汽车一辆,杂役若干。铺张奢华之风可见一斑。最受宠爱的七姨太买一只卷毛狗,花费三千块大洋,日食牛肉牛奶鸡蛋等食料,并有专人看护。她装裱一座楼房花费五六千元,一双珍珠鞋价值四五千元。据称:“张宗昌在鲁时,每年开支,比前任督军多至二十余倍。”

张宗昌督鲁时期,利用封建裙带关系,奉行地方威权主义,实行专制统治。由于吏治腐败,上行下效,张宗昌周围的官员队伍相当一批成为贪污自肥的高手。张的两个姨太太分掌两公署印信,大姨太袁素娥常住督办公署,掌管督办印信,七姨太孔氏常住省长公署,掌管省长印信。张的官员队伍中有一个庞大的“掖县帮”,如省长、财政厅长、河务局长、胶澳商埠局总办,以及军长、师长一批。张得志后,他的同乡纷纷来投,多被收留委用,因而当时便有了“会讲掖县话,就把马刀挂;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的说法。张宗昌任人唯亲的做法,使之与下属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山东省银行总办蒋邦彦操全省金融大权,利用发行省钞、军用票的机会质污五千万元。政务厅长毛振鹗则另有贪污妙法,他向每县各推荐一个亲友,索要三十元薪金,而不到差办事,实则有名无人,全省百余县,每月可得三千余元,三年之中累财十万元以上。财政厅长杜尚助张搜刮钱财,除一般赋税外,巧立名目,开征新税,从中谋取好处。盐运使吴保诚、张梦熊先后借追索欠款、整顿盐税为名,向盐商索要海防费、登记费数百万元。烟酒公卖局长吴宝彝任职三年,积资至二百万元。禁烟局长姜寰以“寓禁于征”为名,许可各县公开种植鸦片,并且公开贩运,以谋得巨款。山东印花税处长洪梦松在印制税票时舞弊,加价虚报,共制票额四百万元,多报印价十万元落入自己腰包。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山东官场之腐败。

张宗昌督鲁三年,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使山东人民备罹万难,半个中国惨遭涂炭。张上任不到半年,便爆发了浙奉战争。他奉张作霖电令,率领八万大军与孙传芳部在徐州以南展开激战,最后张军败退回鲁。此役中,张部深入苏。皖境内,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随后鲁豫战争又起参加双方在鲁西、鲁南、泰安等地接战,开始张军节节败退,后经拼命反攻,遂保住山东地盘。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张宗昌部与直隶督军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发动了对北方国民军的战争,先后攻占天津、北京。随之,张宗昌把在山东的种种苛政施之于北京。他委派各级税官进行搜刮,强迫商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对广大民众大肆榨取。正当奉系军阀在北方猖獗之时,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了。经过一年半的反复拼杀,期间张宗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但仍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张宗昌由南线缩龟山东老巢。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国民党实施旨在消灭奉、鲁军阀的第二次北伐,四月战火燃至山东,国民党各路大军分途包围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持在华权益,挽救张宗昌的灭亡,再次出兵山东。张宗昌暗中与日本勾结,企图借以驱逐南军。但张宗昌的军队士气低落,稍一交锋便土崩瓦解。山穷水尽的张宗昌在北伐军包围下,于四月三十日晚逃出济南,随后撤至德州、沧州、天津、滦东,部队溃败而被收编。九月二十一日张宗昌化装逃至大连,寻求日本庇护。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张宗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集一些散兵游勇在烟台登陆,与刘珍年部展开争夺战。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援下,张宗昌图谋在胶东起事,又惨遭失败。此后,张宗昌逃往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在吴佩孚、孙传芳函邀之下,于十月离开日本回到旅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他以回籍扫墓为名,从北平窜到济南。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发现其阴谋重新占据山东,便决心除掉张。三日,在韩的指使和策划下,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以为其叔父郑金声报仇的名义,在济南火车站将张宗昌击毙,终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