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亭、客舍东端是一组三进殿宇的建筑，前为山门，山门内东西有钟鼓楼，正中有大殿，后面还有高阁。从建筑布局和形式看，是一座庙宇。据史书记载：“金大定十九年，有司言河水泛滥，淹毁农田，乞官为封册神号，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庙。”这座河神庙，元、明、清三代都有修缮和封爵，以盼永定河“安流润物”。
整幅《卢沟运筏图》，以写实笔触画出了卢沟桥的形态、周边环境以及当年沿河放筏、行旅往来的繁忙景象，世态人情，跃然纸上。
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称赞此画：“如果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时期东京城郊的一部写照，那么这张《卢沟运筏图》就是元代大都卢沟渡口的真实写照，一宋一元，两幅古画堪称姊妹篇。”
明朝初年，曾随永乐帝出巡卢沟桥的诗人兼画家王绂，把他对这座桥的喜爱写入诗，也绘入画。
王绂的《卢沟晓月图》并不完全写实，而是以大胆的艺术构思，把卢沟桥画在实际并不存在的三面高山怀抱里。画面上，远处峰峦叠嶂，缕缕轻云萦绕山腰，一轮残月，迷蒙于西山晓雾间。卢沟河水迤逦而来，两岸树木茂盛，卢沟桥嵌于一片葱郁之中。桥上有骑驴的，有肩挑行李的，行人熙熙。
朦胧的晓雾，暗淡的月色，隐现的茅屋，倥偬的行旅，正是王绂笔下“马蹄寒踏满桥霜”的情景。这幅《卢沟晓月图》，一座诗意之桥跃然纸上。
明万历年间的《皇都积胜图》是另一幅描绘卢沟桥的杰作。这幅长卷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况的再现。画面以高度浓缩的手法，从卢沟桥经广宁门（今广安门）进入北京城区，又经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今天安门）、皇宫等，向北延伸至居庸关。开卷部分，即为卢沟桥即景：桥上，各色人等或步行，或策马前行，达官贵人有奴仆撑伞遮阳或携行囊跟随；桥东头，一队人马簇拥一顶大轿前行，轿前一个身着号衣的差役挥舞鞭子，驱赶迎面走来的人，不远处，有一座寺庙，桥西头的街市上有客店，货栈前的工人忙着搬运货物，一处疑似银号的店铺前，有人在熔铸银锭，在直通北京城的大道上，有骑马的卖艺人。这一段卢沟桥即景，人物形象饱满，时代气息浓厚。
到了清代，卢沟桥也不断入画。徐扬所绘《乾隆南巡图》是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巨幅历史画卷，分为十二卷。第一卷《启跸京师》中的一段，详细描绘了皇帝南巡路过卢沟桥时的情景：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两侧栏板望柱上的石狮子历历可见。时值正月，桥下的河冰还未解冻，一道道裂纹，告诉人们仍是早春天气。桥上，皇帝的大轿还未到，只见浩浩荡荡的卤簿仪仗，一直排列到桥东的拱极城门，并已进入城内，但是云气缭绕的城垣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仪仗中有《铙歌大乐》所用的乐器：大铜角（大铜号）、小铜角（二铜号）、金口角（唢呐）、云锣、龙篷（龙头装饰的横笛）、平笛、管、笙、铜鼓、金、铜点（形如铜鼓而较小）、铜钹、行鼓和蒙古角。每种乐器或二，或四，或十六，或二十四，每件各有一人手执吹奏，阵势壮观。
画卷中，卢沟桥西端以南的大路上，很多人在洒扫街道，有人执帚，有人抬着水桶。挎刀的官吏、士兵，或徒步，或骑马，三三两两巡逻查哨。沿街店铺店门大开，招牌高挂，家家门前都摆着香案，为圣驾南巡焚香致礼。路人行色匆匆，车辆、骡马和骆驼满载重负而去。两顶轿子各由四名差役抬着南行。“长辛店汛”和“塔洼汛”的衙署前也都摆着香案，佩刀的官吏齐列门前，恭候圣驾。
卢沟桥边这一幕，表现的是所谓“盛世”。
嘉庆年间日本刻印的《唐土名胜图会》、南京张宝绘写的《泛槎图》刻本，也记录了卢沟桥及其两岸的历史风貌，只是细节不太准确，如《泛槎图》误把桥的11拱绘成了13拱。
晚清以来，描绘卢沟桥的画作更是不计其数。画上的卢沟桥，各有一番韵味。
“岂知中有兴亡泪”
乾隆无疑是跟卢沟桥最有缘分的一位皇帝了。他南巡、谒陵，几乎年年过卢沟桥，写下数十首与卢沟桥有关的诗。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过卢沟桥道中即事》一诗中，乾隆写道：“试问于中投宿者，阿谁不是利名人？”
“利名”二字有出处。此前，御用文人纪晓岚曾对乾隆讲：“无论是您做皇上的，还是我们做臣子的，劳累一生不就是为落个明君清官的好‘名’吗？一般百姓、客贾商人，他们在外奔波，不就是为个‘利’吗？普天下之人跑不出这两个字去。”
利名，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它之于统治者，犹如河水：疏浚得当，能载舟；严堵或放任泛滥，能覆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中举的大兴人舒位写过一首《卢沟桥行》：
卢沟桥，来去路，举子忙，官吏怒。
青袍中央作粗官，两廊吏役围春寒。
公车历碌止桥侧，一一呈取文书看。
彼官肉食不识字，以目上下伪作观。
衣裳在笥书在腹，公虽无税私有然。
为言客囊久羞涩，恰有二百青铜钱。
供君一饱如律令，君其努力频加餐。
粗官睨钱如未足，买菜拾矢再三续。
增之一分笑开口，车声隐隐过桥来。
这首诗以白描手法，生动描绘了“康乾盛世”期间，卢沟桥头的刁官衙役们敲诈勒索进京赶考读书人的情形。“盛世”已如此，其他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
舒位还有一首《卢沟》，最后四句是：“可怜一水间，衮衮暗尘积。天风忽以吹，不辨去来迹。相顾长征人，毋乃利名役。流波发桑干，逝者谁能惜？”这是“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忧虑，于晚清维新派康有为、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心有戚戚焉。他们都写过吟卢沟桥的诗，借古桥抒家国之思，扬浩然之气。
光绪十六年（1890年），永定河大洪水，刘光第诗《过卢沟桥观今夏大水情况有作》云：“拱极城低围马户，御碑亭没作龙湫。”在这里，洪水似为一种历史的隐喻——不治水，水能淹没御碑亭。
1898年，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帝开始“戊戌变法”，进行政治改良，发展科学、教育、工商业，以图国家富强。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反扑，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被砍头于北京菜市口。中国错失了一次迎头赶上的良机。
“戊戌变法”后，安徽书生周达转攻数学。他以《卢沟桥》一诗，抒发对国家病弱，欲自强而不得之慨叹：
桑干源自溹涫发，曲折云中泻沙出。
汤汤远挟塞愁来，流入卢沟更呜咽。
卢沟近接春明路，终古黄尘簇京阙。
驮铃已自苦凄凉，更送行人踏晓月。
晓月衔山几度明？人间已见沧尘灭。
石阑步步昔游处，皱面重寻意凄切。
风轮一转倏成世，辛苦黄鸡催白发。
回看家国积千恨，未死伤心向谁说？
桥头戍鼓乱津渡，桥外苍山峙环玦。
诗人不冶江南秋，却走浑河看落日。
只堠孤亭一片愁，萧萧饮马傍寒流。
岂知中有兴亡泪，注海经天浩不收。
卢沟桥上，“家国积千恨”的一代人，看浑河落日，“兴亡泪”怆然而下。这是一座见证历史兴亡之桥。
“第一销魂是此桥”，当北上京城应试的湖南举人易顺鼎冒雪骑驴过卢沟桥，吟出此句时，不仅激活了这座桥的厚重文化底蕴，也在不经意间预示了这座桥后来的命运与历史象征。
销魂处，狮已醒。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防备李自成农民军的拱极城在卢沟桥东建成时，设东、西两座城门，东为“顺治门”，西为“永昌门”。
四年后的1644年4月，李自成农民军西路大军长驱直入，过卢沟桥，入“永昌门”，穿拱极城，从广安门打进了紫禁城。李自成称帝的年号恰为“永昌”。
1644年6月，兵败山海关大战后，李自成农民军放弃北京，清军进占京城。第一位在紫禁城登基的清帝，年号恰为“顺治”。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黑色幽默？“永昌”跑了，“顺治”来了，“永昌门”被改为“威严门”。历史就是这样，名称改来改去，而那片土地，那座城，始终都在。拱极城，后来的宛平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藏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