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区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共有80个聚落遗址，分别组成4个聚落群，推测共有605个氏族。参照美洲印第安人氏族部落的组合情况，我采用平均15个氏族组合成一个部落的数字，［10］登封、禹州颍河上游聚落群，78个氏族，约为5个部落；巩义伊洛河聚落群，130个氏族，约为9个部落；新郑、新密双洎河聚落群，137个氏族，约为9个部落；荥阳聚落群，260个氏族，约为17个部落。总共约为40个部落。氏族会有大小，人口多少也会有区别。
莫尔根在《古代社会》介绍印第安的氏族人口时这样说：“关于氏族人员的数目，则随氏族的数目以及盛衰而异。三千人口的辛尼加部落由八个氏族平均分有，每一个氏族约三百七十五人。一万五千阿吉布洼人，平均分为二十三个氏族，每个氏族约六百五十人。拆洛歧部落每一个氏族平均约千人以上。就印第安人主要部落的现状而论，每一个氏族的人口大约在一百人至一千人之间。”［11］莫尔根提供的氏族人口数字，是近现代的情况，绝不能与仰韶文化时期的氏族死套，但是也可以作为参考。我曾参考莫尔根提供的数字，采用平均每个氏族以200人来计算［12］。现在仍以这个数字为标准计算，郑州地区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605个氏族，约有12万人口。
郑州地区分布着4个聚落群，80个聚落遗址，约有40个部落，605个氏族，12万人口，代表这一个人群的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说明这个人群是同一族团，他才能创造出同一文化。这个族团如果以考古学文化命名，它应该称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族团。在这个族团中最耀眼的是郑州西山古城，它是统帅族团的城邑。
四、西山古城所处的历史阶段
要把西山古城在中国历史上定位，必须要了解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我于1999年曾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13］，主要是把五帝时代从传说时代拉回到历史时代，否则研究五帝时代等于在研究传说。五帝时代既然是中国历史时代，对它的年代大体上就得有个框架，以便与考古学资料进行宏观对应。
但是史书上说法歧异甚多，如不进行认真梳理，根本无法适从。首先我在文章中对五帝与五帝时代，从理论上进行了澄清。关于五帝的说法甚多，我遵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五帝是不同时代的族团名称，族团领袖的世袭的名称，同时也是不同时代的名称。关于五帝的时代，各家史书记载皆不大相同。《竹书纪年》把五帝均作为一个具体人看待，虽然把他们年龄、在位时间夸大到不可理解的地步，其总积年只不过401年。为了方便计算，我把夏始年定在公元前2100年，加上五帝积年401年，黄帝约始于公元前2501年，前26世纪，距今约4500年。《帝王世纪辑存》也把五帝作为具体人看待，五帝积年为494年，黄帝始年为公元前2594年，前26世纪，距今4590多年。《路史》仍然把五帝作为具体人看待，其积年与上述略同。
《通鉴外纪》一方面把五帝作为具体人看待，分别介绍了其具体年数，另一方面又把五帝分别作为若干世看待，注引《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年。”“颛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
“喾传十世，四百年。”对尧舜没有说若干世，只是说：尧“凡在位百年而崩，舜即天子位。”“舜在位五十载”。《中华通史》和万国鼎《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都把黄帝始年定位在公元前2697年。
以上诸说我均不赞成，已有另文辩解，原则上赞成《纬书集成》中的有关记载，［14］如《易纬稽览图》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秦五十年。”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五帝与夏商周秦一样作为一个朝代看待。
《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
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一曰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曰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又曰：“黄帝传十世，千五百二十年。颛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帝喾传十世，四百年。”“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九世，帝喾传十世。”“帝喾传十世乃至尧，后稷为尧官。则姜嫄为帝喾后世妃。”以上所说的五帝若干世、若干年还不很统一，可能是传抄转引中致误，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五帝分别区分为若干世，这对确认五帝分别为朝代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关于若干世需要加以说明，它不是指若干代人，而是指有功绩的领袖并受到后人祭祀者才能称为一世。
关于五帝各世的认定，据《春秋命历序》把尧列入帝喾十世之中，帝挚9年，在尧前，也归帝喾十世内，因此尧和挚的在位积年只有与帝喾合并一起算。舜的年寿应该是几代人，但是在位50还是作一世计算为宜。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舜在尧时摄政28年，后执政50年，禹在尧时已经是联邦中重要成员，在舜执政后，禹曾摄政一个时期，之后代替舜而有天下。禹与舜不仅是同时人，而且同朝执政（摄政），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也可以说成黄帝至舜为世三十。学者对五帝的“世”数各说不一，如黄帝有18世、10世两说，颛顼有19世、9世、20世三说，帝喾有20世、10世两说。帝挚、帝尧归入喾世，不计。舜禹合为一世。诸多不同说法，我选定：黄帝10世、颛顼9世、帝喾10世（含尧）、舜（禹）一世，这样加起来正符合古本《竹书纪年》“黄帝至禹（舜）为世三十”的说法。
关于五帝若干世的积年其说法不一致，黄帝有2520年、1520年、400年三说，颛顼有350年、500年两说，帝喾（包括挚、尧）有350年、400年、300年三说，帝舜50年一说，各帝积年的选定的确有难处，孰是孰非很难找出证据来说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把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把颛顼、帝喾、尧、舜与河南龙山文化相对应，这其中虽然假设性的成分很大，但是我对各帝积年的选定，是参考考古学成果的。另外，还有一点是《汉书·律历志》的一条材料对我有启发，如说：“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这一段话是通过历法计算的，把黄帝在元凤三年的基点上，推到6000余年前是不可信的，往前推到3629年前是可信的，有基点向上推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材料。元凤三年为公元前78年，言黄帝以来3629年，加上78年，即公元前3707年。
但是这个数字只是黄帝制定历法的年代，黄帝的年代一定要早于它。这个数字与考古学文化结合，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根据上述基本情况，我对五帝年代的选定如下：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10世400年，帝舜1世50年，“夏商断代工程”把夏始年（禹代舜后）定在公元前2070年，为了计算方便，我把夏始年定在公元前2100年，在此基点上，加上帝舜50年，即公元前2150年，再加上帝喾400年，即公元前2550年，再加颛顼350年，即公元前2900年，再加黄帝1520年，即公元前4420年。由此可以排出这样一个五帝年代框架：公元前2100～前2150年为帝舜时代，公元前2150～前2550年为帝喾（包括尧）时代；公元前2550～前2900年为颛顼时代；公元前2900～前4420年为黄帝时代。
少昊不属于五帝之列，但属于五帝时代。《春秋命历序》说少昊“传八世，五百岁”，排在黄帝之后颛顼之前。以颛顼始年为基点，公元前2900年再加上少昊500年，即公元前3400年。少昊这个年代段是从受命于黄帝成为海岱地区领袖开始，终结于颛顼兴起。少昊这一年代段是与黄帝平行发展的，在它之前少昊族团早已强大，在它之后虽然衰败，但族团仍然存在。
五帝年代框架表帝及世积年约为公元前年代帝舜1世50年约为公元前2100～前2150年帝喾10世（包括挚、尧）400年约为公元前2150～前2550年颛顼9世350年约为公元前2550～前2900年黄帝10世1520年约为公元前2900～前4420年（少昊8世）500年约为公元前2900～前3400年西山古城的绝对年代前边已经说过，大体认定为距今5500年到距今4800年，即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对照五帝时代框架，主要属于黄帝时代晚期，一部分年代跨入颛顼时代早期，因此说郑州西山古城应该是黄帝时代晚期古城。以西山古城为代表的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聚落，当然也可以称为黄帝时代晚期聚落。这一判断不仅是因为年代上相符合，而且在文献记载上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竹书纪年》说：“元年，帝（黄帝）即位，居有熊。”《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又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续汉书·郡国志》新郑条下刘昭注引皇甫谧曰：“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以上几条材料可看出：黄帝居有熊，是有熊国君。黄帝在有熊建都，有熊国的地域在古代的郑国范围，郑国的国都在新郑，所以说：“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两条如果与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分布区域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结果：第一，大河村类型文化是有熊国文化。第二，大河村类型文化分布区域大体上是有熊国的疆域。黄帝是有熊国君，有不少传说记载都发生在有熊国内。《庄子·徐无鬼》曰：“黄帝见大隗于具茨山。”具茨山在今新郑、新密境内。《韩非子·十过篇》曰：“昔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腾蛇伏地。”西泰山在新郑境内。《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我发表过一篇《黄帝居轩辕丘考》文章，考证的结果认为：轩辕丘的地望在新郑、新密交界处一带。《竹书纪年》记载黄帝祭河、洛，“龙图出河，龟书作洛。”此地当在巩义市的洛汭地区。
在新郑、新密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黄帝的故事，如黄帝避暑官、风后岭、风后八阵图、力牧台等。以上这些记载和传说大体上都在有熊国范围内，也可以说都在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分布区内。
西山古城的发现，的确太重要了，不仅与黄帝时代相符，而且正好出现在有熊国区域内。关于黄帝时代是否有城，史书上早有记载，如《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都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看，把西山古城称为黄帝时代古城，或简称为黄帝城是无可非议的。
郑州西山古城，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目前可以称为中原第一城。我相信黄帝造五城，在仰韶文化中定会陆续发现。
［1］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新石器时代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杨肇清《略论河南郑州西山仰韶古城的发现及其意义》，载《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
［3］《1995年十大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7期。
［4］《中国城的起源与原始城的发现》，载《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5］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6］《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7］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8］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9］［10］［12］许顺湛《追溯铸鼎原的历史辉煌》，载《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
［11］莫尔根《古代社会》92页，三联书店，1957年。
［13］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14］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汇编《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许顺湛《黄帝居轩辕丘考》，载《寻根》1999年第3期。